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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经济学/(美)里森著；傅西西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5

ISBN 978-7-5470-1450-9

Ⅰ.①海…Ⅱ.①里…②傅…Ⅲ.①海盗—经济学研究Ⅳ·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7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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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1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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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那只看不见的钩子

        他们曾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让海洋深处弥漫着恐怖气息，让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政府寝食难安。法律条文给他们扣上了“人类公敌”的帽子，并且控诉他们企图“颠覆并且铲除人类的各种天赋权利和公民权利”。

        他们“向整个世界宣战”并且狂热地将这场战争推进下去。嗜血成性的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看起来一派癫狂，能和其神秘色彩相媲美的，就只有我们对他们那种荒诞生活的种种想象了。

        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他们为“海上怪兽”、“地狱恶狗”或者“蔑视法纪、打家劫舍、戕害人类、天理不容的一群叛逆之徒”。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化身”，其他人则怀疑他们本身就是“恶魔之子”，“笑里藏刀”。

        他们实在是罪恶滔天，连海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①]本人肯定也曾把他们当痰那样一口“啐”进海里。他们所犯的罪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看来都是如此可憎而又可怖，以至于那些曾处理过这些罪人的人们都已无法用言语来给他们烙下足够深刻的耻辱印记”。

        “这一群人，我们将其称作‘人类之耻’是不无道理的，以劫掠强夺维生的他们，每一项恶行都为人所唾弃”——这样的评价在他们已经消失了三个世纪之后依然留存于世。

        他们，就是海盗——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而这本书里要讲的，就是隐藏在他们身后、推动着他们兴盛的那股力量——那只“看不见的钩子”[②]。

亚当·斯密，你也来会一会“铁钩船长”吧

        1776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亚当·斯密将他这本书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③]，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他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引着经济协作活动的隐形力量。根据斯密的说法，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只会对一些最有利于自身的事情感兴趣；然而，很多时候，为了做成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事情，人们就会去做一些对他人最为有利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与人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多数自利目标都是很难实现的，无论这个目标是谋得下一餐的温饱还是拿到另一双鞋子。要是你得自己生产牛奶或者制作大衣,你要掌握多少项技能又得花上多少时间才能做到啊！更别提打造你自己的汽车了——想一想这些例子，你就有体会了。

        因此，斯密评论到，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犹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人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臂如说，一个牛奶生产商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赚钱)，必然要以尽可能低的价钱提供最好的牛奶。于是他就间接地实现了顾客们的利益——让他们获得物美价廉的牛奶。生产者总是要向他们的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东西的，诸如此类，周而复始。结果就是，一群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只会狭隘地关注自身利益的人，同时也会下意识地帮助其他人。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同样也作用于罪犯们身上，与作用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罪犯们的合作都是建立于他人损失之上的，但只要他们渴望做成那些一个人做不来的打家劫舍之事，就得和别人合作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只有一名海盗的“帮派”是做不下去的。为了抢得目标货物，海盗们就要和为数不少的其他各类航海高手们合作。这种现象的神秘之处在于：这么一群诡诈的“乌合之众”又是如何勉力推动此类合作的呢？解读这个谜团的关键就在于那只“看不见的钩子”——这是亚当·斯密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海盗版本，用以描述为什么海盗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最终能让海上各路匪徒通力合作，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看不见的钩子”与“看不见的手”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看不见的钩子”考量的是海盗的自私自利对海盗圈子内的合作有何影响，关注的是海盗团伙如何运作；相反，“看不见的手”考虑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如何作用于市场内的合作活动，关注的是合法市场如何运作。如果说“看不见的手”审视的是所谓“市场无政府状态”背后的隐藏秩序，那“看不见的钩子”审视的就是海盗圈子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无政府状态背后隐藏着的秩序。

        其次，与“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传统经济角色不同，海盗们不以任何一个贩卖行当为主业，因此，他们无须取悦任何顾客。而且，更进一步来看，传统经济角色满足私利的行为能让社会中更广大的人群受惠，海盗们满足私利的行为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以商人为例，他们追逐利润的过程会让我们的生活标准得以提高，因为他们会生产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产品；海盗则不然，他们的兴盛建立于他人的生产活动之上，因此，他们并未通过创造财富惠及社会；他们对其他人的财富敲骨吸髓，损害着社会。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海盗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通过合作来成就其风险颇大的“事业”。而他们之所以走上合作的道路，就是为了满足私利——无论是海盗还是来自“合法”社团的成员，他们身上都有这种关键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将“看不见的钩子”与“看不见的手”紧密连结在一起。

海盗营生也是一门生意

        本书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了海盗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建立于几个显浅易懂的假设之上。

        首先，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不是说人们从来不会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而是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更加关心如何能让自己以及与自己最最亲近的人获益，而不是如何让他人获益。

        其次，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不是说人们是从不出错的机器人，而是说，人们会尝试以自己所知道的最优方式去实现他们那些自私自利的目标。

        再次，个人都受激励驱动。当从事某项活动的成本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成本下降时，人们就会更频繁地进行此项活动。当某项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增加之时，我们就会更踊跃地开展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好处减少之时，我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简单地说，人们会尝试规避各种成本同时尝试获取各种好处。

        上述关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大假设在海盗身上也成立。譬如说，海盗也是自私自利的，正是对物质的关注催生了海盗，而利润又在背后大力推动着海盗。与流行文化中的种种描述恰恰相反，海盗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本书后面仔细探讨时就会发现，海盗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些方法，用来规避将会蚕食其利润的种种成本，同时用于提高其烧杀劫掠之旅的收益；而且，正是其中的某些方法使得他们臭名远扬。同样地，海盗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当法律令海盗生涯的风险上升(因此成本上升)时，海盗们就会想出一些聪明的方法来抵消风险。当海盗给帮派成员提供奖励让他们参与到最高级别的海盗活动中时，这些帮派成员就会更加卖力，并对下一个大奖翘首以待。

        其实，经济学不仅仅可以应用到海盗身上，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理性选择”还是理解海盗们那些震惊世人的招摇古怪行径的唯一方法。

        海盗们为何会挂上骷髅图旗帜，他们为何会残忍折磨某些俘虏，怎样才算是成功的海盗，他们又为何要搞出一套“海盗章程”？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隐藏于海盗背后的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而要找出这些答案，我们只能运用“理性选择”体系。历史提供了能引出这些问题的“原材料”，经济学则提供了分析“镜头”，为找出答案助一臂之力。

        当我们通过这些镜头来观察海盗时，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不寻常的行为就都变得甚为平常了。海盗们那些古古怪怪的行为，源头就是他们所处的非常规经济环境(正是这样的非常规经济环境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他们自身与生倶来的古怪脾性。就如本书其后各个章节所展示的那样，一艘海盗船，其实更像一家《财富》五百强企业，而不是更像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所描绘的凶恶残暴的学童帮派。撇开他们的义肢和肩膀上的鹦鹉去看，海盗营生终究是一门生意；虽然这是门作奸犯科的生意，但好歹也是门生意，所以值得从生意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烂狗们，且慢

        许多与海盗有关的讨论都会用上“海盗”、“西印度海盗”(buccaneers)、“雇佣海盗”(privateers)和“北非海盗”(corsairs)这几个可以交替使用的词汇。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虽然全部都是海上强盗，但上述各种海盗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纯粹的海盗：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命之徒，他们会不加区别地袭击各路商船，只为攫取属于自己的收益。

        雇佣海盗：是听命于国家的海上匪徒。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会付给他们佣金，指使他们袭击、劫掠敌国的商船。

        北非海盗：其劫掠行为也是得到政府授意的。区别只在于，“北非海盗”以宗教信仰作为挑选目标船只的基础。

        西印度海盗：是指17世纪早期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法国猎手,尽管他们大多数时候以打猎为生，但也不抗拒偶尔出海劫掠。

        纯粹的海盗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命之徒，他们会不加区别地袭击各路商船，只为攫取属于自己的收益。南卡罗来纳州司法部长理查德德·艾林(Richard Allein)曾如此描述他们：“海盗们以全人类、以他们自己所属的物种乃至他们的同伴为捕猎目标，不凭国籍或宗教信仰加以区别对待。”18世纪时的海盗大多都是此类货色。

        相反，“雇佣海盗”则是听命于国家的海上匪徒。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会付给他们佣金，指使他们袭击、劫掠敌国的商船。因此“雇佣海盗”根本不算是海盗，他们背后有政府的支持。类似的，“北非海盗”的劫掠行为也是得到政府授意的。区别只在于，“北非海盗”以宗教信仰作为挑选目标船只的基础。例如北非沿岸的回教海盗会袭击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船只；然而，也有信奉基督教的北非海盗，“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便是其中一例。本书的讨论基本将“雇佣海盗”和“北非海盗”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不是典型的亡命之徒。

        “西印度海盗”则是指17世纪早期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也就是今天的海地岛)的法国猎手，尽管他们大多数时候以打猎为生，但也不抗拒偶尔出海劫掠。1630年时，这些“西印度海盗”移居到了托尔图加岛(Tortuga)，那是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一个形似海龟的小海岛；码快，来自英国和荷兰的乌合之众也被吸引了过来。西班牙正式拥有这两个岛并且不大乐意看到这些暴徒栖居于上。为了赶走他们，西班牙政府将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动物赶尽杀绝。然而，这帮亡命之徒不但没有就此离去，还开始玩起了另一种捕猎游戏——目标：西班牙船只。

        1655年，英格兰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牙买加，并且鼓励“西印度海盗”们前往定居以防西班牙重新占据那里。“西印度海盗”们多数时间都在劫掠西班牙船只，那些来往航行于西班牙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船只往往满载着黄金和其他货物。这类打劫活动多数都是些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但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活动并非如此。自《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④](Treaty of Tordesillas)于1494年签订之后，西班牙就在航海新世界中取得了独大的垄断地位，急于打破这种垄断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于是雇用这些海上流浪者，让他们以“雇佣海盗”的身份去骚扰西班牙。那时，“西印度海盗活动是一种海盗行为和雇佣海盗行为的离奇组合，两者往往令人难以区分”。然而，由于“西印度海盗行动时的目标和手段显然都具有海盗性质”，因此我在本书中将西印度海盗视做海盗，或者至少将其视做最早的海盗，都是符合标准的。

        尽管西印度海盗并非纯粹的海盗，但他们却在18世纪早期先于真正的海盗出现了，并且影响了真正海盗的组织结构。鉴于此，我在论述中的几个关键点用上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也这样做了。此外，在1690—1716年间活跃于印度洋上的海盗对我的论述也同样重要。

        这帮海上流浪者就像一根纽带，把更像雇佣海盗的西印度海盗和活跃于1716—1726年间的真正海盗连结起来。在17世纪晚期，这些印度洋海盗——他们的同时代人有时也把他们叫做“红海帮”(Red Sea Men),定居于马达加斯加及其周边岛屿上，他们在那瑞安营扎寨就是为了劫掠摩尔人那些满载着金银财富的船队。从大部分事情看来，印度洋海盗就是纯粹的海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却头顶着“合法”的光环出海——只是这个光环被他们的后人彻底抛弃了。

        尽管本书的论述涵盖了1670—1730年间的海盗，但其重点关注的是海盗黄金时代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716—1726年间)——那可是一个“黑胡子船长”(Blackbeard)、巴沙洛缪·罗伯茨(Bartholomew Roberts)和“棉布杰克”(‘Calico’Jack Rackam)在海上神出鬼没的年代。

        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劳斯爵士(Nicholas Lawes)将这些海上无赖们形容为“来自所有国家的强盗”。

        抽样显示，1715—1725年间活跃于加勒比海的700名海盗中，35%是英国人，25%是美洲人，20%是西印度人， 10%是苏格兰人，8%是威尔士人，还有2%是瑞典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

        海盗的总人数实在很难精确计量，但无论如何，其数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717年，百慕大总督根据“保守估计”判断，有1000名海盗穿梭于海上。到了1718年，另外一位官员认为，海盗人数高达2000人。而在1720年时，杰里迈亚·杜默(Jeremiah Dummer)向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报告说有3000名海盗活跃于海上。1721年时，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船长认为，仅仅是出没于印度洋上的海盗就多达1500名。

        根据这些报告以及海盗史学家们的估计，1716—1722年间的任何一年里，在海盗出没的水域里活跃着大约1000〜2000名海盗，这些水域包括加勒比海、大西洋以及印度洋。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当你把海盗人口数量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观照一番，就会发现这些数字多么令人叹为观止了。

        以当时的皇家海军为例，在1716—1726年间的任何一年里，他们每年的平均人数也就只有13000人；于是，“年景”好的时候，海盗人数甚至超过了海军人数的15%。在1680年时，整个北美洲殖民地上的总人口也不到152000人。事实上，一直到1790年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美国国内也只有24个地方的人口超过了2500人。

        许多海盗会聚居在他们的陆上基地里，例如伍德·罗杰斯(Woodes Rogers)于1718年前往镇压的巴哈马新普罗维登斯岛(New Providence)就是海盗们的其中一个落脚点。然而，海盗团体的最重要组成单位，也是最能体现海盗这么一个群落确实曾存于世的，却是海盗船上的政权架构。与许多人想象中的海盗团伙大不一样的是，海盗船上的政权架构相当庞大。

        根据来自37艘海盗船的数据，1716—1726年间，平均每一个海盗团伙会有大约80名成员。有好几个海盗团伙的人数甚至逼近120人，而人数介乎150〜200人的团伙也不算特别罕见。

        以船长塞缪尔·贝拉米(Samuel Bellamy)手下的海盗团伙为例,那就是一个由“200多名来自好几个国家的精壮汉子”组成的团伙。其他有些团伙的规模甚至比这一伙还庞大，如“黑胡子船长”手下集结于“安妮女王复仇号”(Queen Anne’s Revenge)上的海盗就有300多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8世纪早期，那些平均吨位为200吨的商船上，只有13〜17名船员。

        此外，有些海盗团伙的人数实在太多，已无法同时栖身于一条船上；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他们就会组建“海盗中队”。例如，巴沙洛缪·罗伯茨船长(Bartholomew Roberts)就统领着一个由4艘船组成的中队，队中有508名海盗。还有，某些时候各个海盗团伙会集结在一起联手开展他们的劫掠旅程。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海盗船队则是由“西印度海盗”打造的。以海盗作家亚历山大·艾斯克默林(Alexander Exquemelin)的记录为例，摩根船长(Morgan)就曾统领着一支由37艘船和2000人组成的海盗船队——就这规模，足以攻打西班牙在美洲大陆沿岸的各个据点了。亚历山大还在其他地方提到，曾有一伙西印度海盗，“其手下可参与打家劫舍的船只至少有20艘”。类似地，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曾记录过一次海盗出海行动——这次行动共动用了10艘船只和960人。尽管他们的船队未必都有这样庞大的规模，但18世纪时的海盗也会“兴高采烈地加入他们那些作恶兄弟会”，以投身于由各个团伙一起联手开展的劫掠之旅。

        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有航海背景。大部分人曾跟随商船出海，很多人则曾是“雇佣海盗”；另有一部分人(尽管不都是出于自愿)，还曾效忠于国王或者女王陛下，是其御下海军中的一员呢。

        根据一份包含了169名18世纪早期海盗信息的资料显示，这些海盗平均年龄为28.2岁，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4岁，最年长的则为50岁——以18世纪的航海标准看来，如此“高龄”的海盗可算是老古董了。然而，其他大多数人都只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在这份由历史学家马科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所收集编制的样本中，57%的人年龄介乎于20—30岁之间。

        这些数据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海盗圈子，当中有寥寥少数几个长者(希望亦是智者)以及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海盗圈子不但年轻人当道，而且还是男人的天下。就我们所知，18世纪的海盗中只活跃着4名女性。因此，海盗圈子中充斥着睾酮素，个个都精力旺盛，其情其景大概和大学里的男生社团相去不远，只不过海盗们会少了几颗牙，甚至还拖着假腿，而且他们会拔出手枪决斗，绝不是像大学男生那样通过扭打缠斗来解决问题。

呦嗬！呦嗬！我那大赚特赚的生涯[⑤]

        以海盗生涯为主题的小说中，往往如此描绘说海盗们是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手足之情一类的浪漫理想而选择“登上贼船”的，这可是有点误导了。虽然正如本书中所描述那样，在海盗船上，人们确实能享有更多的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并且更加团结，但凡此种种，都不过是海盗们用以保证他们这种犯罪帮派内部能合作无间的手段方式而已，远非如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是其最终政治目的。

        我不是说海盗们从未受到过田园牧歌式美妙想法的驱动。在《恶魔与深海》(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一书中，历史学家马科斯·雷迪克将海盗们放在了18世纪时的航海生涯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他有力地论证到，在某种程度上，海盗们扮演了社会革命者的角色，他们所反抗的乃是“前工业革命”时代国家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组织——这些组织威权先行、专横独断、僵化严厉而且剥削成性。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海盗们也可能出于对进一步的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关注而投身此行当的。

        大多数水手之所以会成为海盗，其实是出于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理由：钱！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上对“海盗宝藏”的强调和关注是恰如其分的，尽管围绕着这个话题的讨论往往充斥着由杜撰传说造成的种种谜团。海上劫掠可以是一门利润不菲的生意。在战争期间，那些想要成为海盗的人往往可以成为合法海上匪徒或者“雇佣海盗”，而他们也这样做了。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⑥]期间(1701—1714年)，英国水手们就兴高采烈地私下在海上参战了。虽然船东和政府会从雇佣海盗的战利品中分一杯羹，但是一趟称心如意的航行下来，水手们还是能赚上数量客观的一笔。英国于1708年通过的《奖品法令》(Prize Act)更是给这些水手们创造了更好的劫掠环境——法令准许他们与船东一起瓜分他们所搜取的全部战利品，政府则慷慨地放弃应得份额。

        因此，当战火四处蔓延之时，成为“雇佣海盗”就成为一份令人神往的差事。可一旦战事结束，雇佣海盗们的“佣金”就无处可寻了，在这种时候，这帮水手们又可以干些啥呢？

        其中一种可能的出路就是在皇家海军中谋求一个职位。但是，在国家冲突结束的时候，皇家海军往往会让水手们解甲归田，根本就无心去收编他们。

        以英国海军为例，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前一年，他们的队伍中有接近5万人，但仅仅两年之后，他们阵中就只有不到13500人了。除去皇家海军，大部分水手可以寻到的唯一合法出路就是在商船中谋职。对于那些已对海上劫掠无甚兴趣并且不介意薪水下降的人来说，这个出路不错，但对于那些介意薪酬缩水的人来说，这可就是个问题了。

        在1689—1740年之间，熟练水手的平均月薪介乎25〜55先令之间，那就是一年能赚到15〜33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000〜8800美元。这个薪酬区间的峰值出现在战争期间，那时雇佣海盗和海军之间会为了争夺水手而竞相提薪；谷值则出现在和平年代，因为那时大批退下来的前雇佣海盗和退役海军都会涌到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雇佣海盗，甚或是商船上的水手，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期间的高薪，因此实在无法对着战后那缩水一半的薪酬高兴起来。

        然后，还有海盗行当可以选择。相对于在商船上干活，做海盗有几个优势。

        其中一个优势就是，雇佣海盗们可以继续从事他们最为熟悉的勾当——海上劫掠。好些海上大盗的同时代人就深谙此种优势的吸引力，海盗行当恰恰会在和平时期爆发式地兴盛起来——因为在战争期间，雇佣海盗营生可算是海盗的某种训练营了。

        正如约翰逊船长所写：“战争时期的雇佣海盗中孕育着有损和平的海盗。”另外一位熟悉海盗的仁兄、可敬的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马瑟写道：“雇佣海盗这门行当非常容易堕落为纯粹的海盗勾当。”

        还有其他一些同时代人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在战争结束之时解雇那些雇佣海盗，从而导致了失业水手人数上升。

        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劳斯爵士(Nicholas Lawes)就曾于1720年时指出这个问题，当时正值短暂的四国联盟战争(War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终结。他抱怨道：“自从我们召集雇佣海盗之时，我就已经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找不到东家的海员，这些人让我感到不安，为了谋得糊口的工作，他们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就背弃我们转而成为海盗。”劳斯爵士是对的！许多曾经的雇佣海盗，“出于对(之前所从事行当中的)激励的渴望”，决定“去四处游荡一番”。

        而海盗生涯的劣势在于，它不像雇佣海盗，它是非法的。但是能得到足够多收益的前景足以抵消此劣势了。而且，做海盗所能拿到的报酬奇高无比——甚至比做“雇佣海盗”还高。而且不像雇佣海盗，没有讨厌的船东会从他们辛苦赚来的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每一个海盗帮派，都可以尽享自己那条船上的每一分不义之财。

        虽然没有数据可供计算海盗的平均薪酬，但已有的证据表明，至少海盗营生让水手们有机会富得流油。“当祖籍英国的美洲水手往马达加斯加跑一趟贸易只能赚到不足12英镑时……活跃在深海区域的海盗能赚到的是他们的成百甚至上千倍。”譬如，在1695年时，亨利·埃夫里(Henry Every)的海盗船队抢到了一份价值高达60万英镑的战利品，当中包含有责金属和珠宝。由此，每一个海盗成员可以分得1000英镑——这相当于同时代的商船熟练水手干上40年才能挣到的钱！

        在18世纪早期，约翰·鲍恩(John Bowen)船长手下的海盗帮曾做成一票买卖，“让每一个成员分到了5001英镑”。几年之后，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船长和他的手下在完成了一趟劫掠航程后，到马达加斯加定居下了，那一趟航程，让每一个成员都多赚了1200英镑。在1720年时，克里斯托弗·康丹特(Christopher Condent)船长的手下做成了一票买卖，让每一个参与的海盗都分到了3000英镑。类似的，在1721年时，约翰·泰勒(John Taylor)船长与奥利弗·鲍奇(Oliver La Bouche)所结成的海盗团伙就曾凭着一次单独的袭击行动给团伙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带来了惊人的收益每人收获4000英镑。即使是像约翰·埃文斯所带领的那种小规模海盗帮派，也曾在1722年时干成了一票买卖，足以在几个月内让“30个人瓜分账面上的9000英镑”——也就是每人分得300英镑。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在商船上辛辛苦苦干一年才赚25英镑)，这样的待遇算不错了。

        当然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理解这些证据。那些金额适中的战利品肯定是更加常见的，而且还有很多海盗在努力搜寻能令其一夜暴富的大买卖时濒于食不果腹的边缘。但尽管如此，一趟成功的海盗劫掠还是有可能让一个水手富得可以立即退休了。这和在商船上卖命可不一样——那里提供的是一份虽然有保证但却甚为微薄的薪水。还真有几个海盗就那样做了！例如，曾抓到一帮海盗并将他们送到目的地留尼汪岛(Reunion)的理查德德·摩尔(Richard Moore)就曾偶然听到康丹特手下的几个人说“他们(做海盗)赚到了足够多的钱财，足以让他们下半辈子都过得风风光光的啦……所以他们金盆洗手不干了”。巴沙洛缪·罗伯茨认为，那些放弃海盗营生转而投向合法职业的人都是些蠢货。

        那些所谓的正当职业，带来的只有低下的地位、微薄的薪水以及辛苦的劳作，可在咱们这里呢，让你盘满钵满、吃得发腻，轻松又愉快，有自由还有权力。当在这里所能遇上的最大害处无非就是顶着一副这样那样的丑模样时，谁会不把天平倾斜向这一边呢？没错！我的生活就该是愉悦而短暂的，这是我的人生箴言。

        对数量可观的战利品的挂念，并不是促使水手们放弃商船转投贼船的唯一动力。船上的环境在他们做决定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商船所从事的远程贸易需要人们在海上呆上几个月；因此，当人们决定是否从事此项事业时，他们所考虑的“一揽子补偿方案”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会是——在船上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不幸的是，对那些因为胆怯或者顾虑重重而不能加入海盗圈子的水手而言，有时伴随着商船上那相对寒酸的薪水而来的，还有令人不快的甚至是恶劣凄惨的工作环境。

商船船长的虐待行为

        商船上的组织形态等级森严。组织的顶端是船长，在他之下则是他的诸位头目，远在此之下的则是那些普通船员。这样的等级制度赋予了船长对船员们施行独裁管治的权力。船长的权力延伸到了船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分配、粮食配给、薪酬发放，当然了，还少不了船员纪律。当船员们损坏了货物，或者举止粗鲁，或者消极怠工的时候，船长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克扣他们的工钱。法律还让船长有了采用“合理”体罚去“惩治”船员的权力。

        我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种等级制度背后的因由。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这种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后果，那就是船长们很有可能会滥用权力。这个问题就如英国海军司令威廉·贝塔夫(William Betagh)所描述的那样，“不受限制的权力、错误的看法、恶劣的天性和不良的纪律全都在船长的身上搅和在一起了”，“他绕过了一切约束”。麻烦就在于，商船的船长难以抵挡诱惑，会用手中的权力来对付他的船员，会为了一己私利来剥削他们。

        贪心的船长会克扣船员们的口粮配给，好以此来降低成本，或者是给自己以及自己手下的头目留下更多可供享用的口粮。例如，曾有一个船员作证说，即使是在他的兄弟们“口粮不足并且期盼着面包”的时候，船上的那些头目们也“可以拿到足够的口粮和烈酒，就好似船上不曾出现过任何短缺似的”。他们会用已经贬值的殖民地货币来支付船员的工资或者报酬，实则就是变相克扣；他们还会要求船员们前往一些合同中没有要求去的目的地。

        为了让那些又饿又痛苦的船员们乖乖听话，某些喜欢虐待人的船长会用尽船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作为惩罚粗野船员的武器。他们会用滑轮或者其他硬物来敲打船员的脑袋，打到他们面目都变形了。有些时候，船长们的虐待实在是太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船员的死亡。1724年的时候，一条商船上的船长曾“用一根藤杖打了他的两名船员一百多下，都是憋足力气照着他们的头部、颈部和肩膀狠狠打下去的，非常粗暴残忍”。几天之后，两名船员都断了气。另外一名喜欢虐待人的船长，“在不曾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突然走到他手下一名船员面前，把那人打倒在地，然后极尽狂暴地在其身上拼命跺脚踩踏，足足踩了两次”。很明显，这真是够暴力的；不久之后，那名船员就死了。诸如此类的暴行，居然使得纳撒尼尔·尤丁(Nathaniel Uring)船长对付某名所谓“叛逆分子”的手段看起来还算仁慈宽厚：“我拿起一根专为惩罚此人而准备的大棒打了他两三下……血从他的耳朵里流了出来，他只好向上帝祈祷我不会杀了他。”

        有些船长则会用手中的权力来解决自己和船员之间的私人纠纷。自从海事法认定干预船长惩罚船员属叛逆行为之后，什么时候采取惩罚行为是合法的就完全由船长们说了算。于是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殴打虐待想要对付的船员了。还有一些奴役他人成性的船长，他们滥用权力的方式可谓极尽邪恶之能。如赛缪尔·诺曼(Samuel Norman)船长就曾要求他船上的一个男孩“打来一桶水……帮他洗澡”，那个男孩不从，于是诺曼“在那个男孩清洗身体的时候”强迫他“脱下(他的)裤子……并在他的身上发泄欲望”。这可不是孤立的个案，后来，诺曼又曾“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男孩。凡此种种的骇人遭遇甚至让某些船员认为，“就是死了都好过这样凄惨地活在”那些奴役他人成性的商船船长手下。

        历史记录中有着大量对于船长们的压迫行为的指控，因此避免夸大此类滥用权力虐待船员的行为也很重要。尽管商船上的船长在剥削船员方面有着可以“大展拳脚”的空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和法律因素都或多或少地限制了船长的剥削行为。但是当中没有哪个因素可以完全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以英国法律为例，当中设计了几条保障船员不受船长剥削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商船上的船员可以将那些剥削压迫他们的船长告上法庭，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并且屡次胜诉。

        然而，法律通常都会这样——在很多时候，它是不会奏效的。这些保护措施施行时遇到的某些困难，来源于海上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一旦随船漂浮在深海中，就很难找到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来证实船员和船长双方对彼此的说法了。船长究竟是在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去克扣一个损坏了货物的船员的薪水呢，还是在假公济私？船长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越过法律所赋予他的体罚权力？他所制定的纪律正当合理吗？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而且，法律本身就认定诸如此类的情况可能是含糊不清的。有些船员之所以能告赢船长仅仅是因为他们起诉的是船长克扣口粮物资。而在其他情况下，法律反而是支持那些远远不止是克扣口粮的滥权船长的。曾有这么个例子，一名船长用一根1.5英寸粗的绳索去殴打一名咒骂他的船员，而法庭则认定船长“有合法的原因去惩治原告，没有超出人道的范围”，因此驳回了那名船员的诉讼。

        个人名声也对船长的某些剥削行为有所约束。尽管在18世纪中期，水手的人数逼近8000人，船长的人数却要少得多。相对少的船长人数，有助于人们分享各种有关船长行为的信息。由于商船招募的水手都是自愿的，这种情况就抑制了某些船长的剥削虐待倾向。然而，某些船长和船员之间是互不知名的，而且他们也只会在一起工作一次。譬如在1722年时，商船船长艾沙姆·伦道夫(Isham Randolph)、康斯坦丁·凯恩(Constantine Cane)以及威廉·哈拉第(William Halladay)就曾向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请愿，要求获得更大的权力来管教他们的船员(他们抱怨说，由于缺乏对“受到惩治的恐惧”，这些船员都放肆无礼)。他们写道：“很多时候，这真是商船船长的不幸，当他们在英格兰配备人员物资整装待发的时候，不得不让一些不知其性情品格如何的人登船参与前往国外的航程。”

        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有些时候，在商船水手的劳动力市场中，人们是匿名的。有时船长不知道自己雇来的水手姓甚名谁，这就暗示了有时水手也不知道雇请自己的船长是谁。有些水手是典型的“耽于安逸”的人，他们会在陆上工作和海上工作之间游移不定——只要工作和薪水前景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这样做；还有其他一些，则是在日常固定工作的间隙才出海，因此他们只会和航海圈里的一小撮人有些零星的互动交流。水手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特点让其中的信息分享流动难度加大，也使得个人名声对船长滥权虐待行为的约束效果大大削弱。

        看看我们在上述段落中讨论过的那些商船船长们虐待迫害船员的行为，再看看海盗们加人海上劫掠营生的诸项理由中，“指挥官施加在他们背上和肚子上的过分蛮力”几乎排在了首位，我们也就不用感到惊讶了。例如，海盗船长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就曾把他抓到的一名商船船官唤做“整一坨他妈的狗娘养的玩意儿”，“他让自己的手下挨饿！就是像他这样的家伙把船员们逼成海盗的”。而海盗约翰·阿克(John Acher)被处死前所说的临终之言也回应了菲利普斯的说法。他哀叹道：“我是多么希望那些掌管大船的人物们不要如此严苛地对待他们的手下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这让我们面对着巨大的诱惑。”

        在1726年时，海盗威廉·弗莱(William Fly)也曾在接受行刑之前以类似的说辞为自己抗辩：

        当绞索套上他的脖子之后，弗莱对围观他受刑的混乱人群发出了最后的警示：我们的船长和他的同伴们残忍地剥削我们。我们这些可怜虫没法让公平正义降临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人对我们的指挥官说，不要如此虐待我们，不要拿我们当狗一样看待。建议那些船长们都好好对待自己的手下，免得他们重蹈覆辙也得走上接受绞刑之路。

        至于海盗船上的船长有没有可能虐待船员，这将是我们要在后面两章中讨论的主题。海盗们是自发组织管理他们的船只的，这就够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这种威胁。

        海盗们在他们自己的船上创造了一种更好的工作环境，再加上有:可能赚得大笔金钱；对很多水手来说，比起他们有可能从商船那里得；到的东西，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潜在回报，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补偿方案”。当然了，和在商船上打工不一样的是，做个海盗，你就有可能被炮弹炸飞一条腿，或者有可能在突然之间被政府处死。但是，更多的金钱和更好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诱惑还是难以抗拒的。

        事实上，从1716—1726年之间，海盗行当吸引了大约4000名水手。这些水手出于物质利益的关注加入了海盗行列，并且就如我将在后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采用标志性的惯常做法，好让自己在黑色海盗旗引领下的劫掠生涯能获得最大化的物质收益。

        我说得已经够详细了，是时候开始我们的海盗之旅了。

第一章投票给“黑胡子”：海盗民主背后的经济学

        ☠17—18世纪时的商船船长拥有独裁的权力，他们当中有些人滥用这种权力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制裁。与此相反，海盗们却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领袖”的，并且他们会对所有影响到团队成员的重大事情进行投票。这种重大区别让海盗们得以建立起一个民主制衡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让船长更为可靠并且削弱了船长对船上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控制。

        如果争夺某个职位的候选人已经只剩下4个了，其中一位候选人的狂热支持者发表了一番重要演说，他对着选民演讲，恳求他的同胞选民们选举这样一位领袖：

        看来只有他的专业知识和勇气最能护卫我们这个集体，并且能为我们抵挡危险和各种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暴风雨以及混乱无序状态所带来的致命后果，而我认为，只有罗伯特是这样的一位领袖。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在每个方面都值得你们尊敬和拥护的伙伴！

        你认为这番演说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的？你可能会猜，这是某次总统竞选巡回旅程中的事，或者这描述的是选举开始前几个月里某次国会大会的情景。

        如果你按着上述思路去猜的话，那你就错了。上面的演说与合法职位无关。这一名副其实的民主景象发生在18世纪一艘名为“皇家浪者”(Royal Rover)的海盗船上。船员丹尼斯“爵士”(Dennis)发表了这番演讲，鼓动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同伴们选举恶名远扬的巴沙洛缪·罗伯茨为他们的船长。事实证明，丹尼斯是个高效的竞选活动人，“除了辛普森‘爵士’(Sympscm)外，所有人都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辛普森‘爵士’是其中一个竞选船长之位的候选人，“他暗暗盼着自己能被选上”，但船员们最终选举了罗伯茨为他们的新领袖。如果这和其他海盗选举没什么不同的话，那罗伯茨在接下来的胜选庆典中将会接获为数不少的“拳头”，少不了还有大量的渎神粗话，以及一起举杯共庆并宣称“与全世界为敌”。“然后会在周围鸣枪庆祝，枪声四起”之时，人群会以“三轮欢呼向新船长致敬”。这种民主模式不仅在各地的海盗船上得以施行，而且这种模式的施行比大陆议会通过《独立宣言》还要早了半个多世纪，只是比英国君主最后一次拒绝发出“御准”晚了十年多一点点的时间。这样想来，一切确实非同凡响！

        海盗民主让海盗们享受着不受限制的权利，让他们在社团领袖的选举中享有发言权；比起让英国得以实现类似成就的1868年的《第二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 of 1868)，海盗们在这方面先行了将近150年。除此之外，海盗民主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举手表决”。海盗们建立了民主，并且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化分权体系之下施行民主。

        海盗组织同样也比17世纪和18世纪时的各国政府更早施行了制度化分权。以法国为例，直到1789年前，他们都没经历过这样的分权。而在西班牙，分权制度直到1812年时方才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盗们至少在此前一个世纪就在他们的船上拥有了分立的民主“政体”了。而且我们还有证据这样说，在英国正式实施类似制度之前，海盗们就已经先于他们实现了权力制衡。英国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前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分权。然而，在比英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签署早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西印度海盗就已经像他们的后辈海盗那样，采用了一个即使说不上是完全一样但起码也是非常相似的民主分权体系，并让权力制衡得以执行到位。

        当然了，这不是说海盗帮派是最早的民主化组织或者分权组织，最早的民主诞生在古雅典。而且，就在西印度海盗开始聚居于托尔图加岛(Tortuga)时，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也开始试着建立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了。在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就演化出了一套代表制民主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获得广泛支持的胜选代表都是来自殖民地中各个小镇的，他们制定法律法规、选举他们的总督，而小镇居民则会在现今非常著名的“市民会议”中就当地法律法规进行投票。新英格兰在17世纪早期施行的民主其实来源于更早期的民主传统，而这民主传统又是扎根于其清教徒定居者的教会组织中。

        还有其他一些分权体系也是先于海盗的分权体系出现于世的。譬如，即使是在君主政体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教会和皇室之间以及封建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利益争夺，也对独裁权力起到了部分的制衡作用。13世纪时，威尼斯共和国就在其政体中发展出一套清晰明确的分权机制。而在罗马共和国里，由于元老院与执政官之间行使着不同的权力，因此，他们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分权。

        但是诸如此类的先行民主和分权，和海盗们搞的那一套又不完全一样。和海盗民主政体不一样，在古雅典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民主政体中，只有小部分人能真正投票。在雅典，只有父母双方皆为雅典人的男性自由公民方可享有投票权。而在马塞诸塞湾殖民地，一开始时限定了只有公司股份的男性持有者可享有投票权，后来，清教徒教会的男性成员也可享有此种权利。与此同时，在某些小镇，这个限制进一步放宽，连男性物业持有者都可以享有投票权了。而且，就如我会在后面提到的那样，海盗们的分权是将“最高的权力……下放到团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种种分权机制，只把权力下放给一小撮贵族成员或者享有特权的政治精英。

        海盗们的民主是激进的，根据历史学家休·兰金(Hugh Rankin)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民主”。没错，是无政府状态，不过就如我在本章和下一章所说的那样，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混乱。

        海盗民主政体意味着一个要集体做决定的海盗社会。通常，我们会通过个体的国籍、定居地或者其对某些国家和政府的拥护来定义和；区分不同的社会。然而，上述各种传统的标准无一适用于海盗。尽管他们生来都是某些获得认可的国家的公民，但大多数海盗在30岁之前:就已经抛弃了他们与其政府之间的联系。也许只有西印度海盗除外——他们在某些时候会为欧洲不同国家的政府服务，充当他们的雇佣海盗。真正的海盗则不然，他们只会追随着航行时高高飘扬在他们头上的黑色骷髅旗，而不会追随其他任何旗帜。他们夸耀道“他们不认任何人作同胞”，宁愿“出卖他们的国家”，并且“会竭尽所能去作恶”。

        就如海盗藐视、唾弃政府那样，反过来政府也同样蔑视海盗，英国法律就拒绝让海盗享有合法居民的各种权益。就像罗得岛(Rhode Island)的一名军法署长所描述的，海盗“没有祖国，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与我们隔绝，并且摒弃了所有合法社会中的权益”。另一名政府官员则宣称，海盗“背弃了共同的人性，也不应享有天赋的各种权利”，就像“一头凶残疯狂的野兽，人人得而诛之，这完全合法”。然而，海盗对合法社会的背弃和合法社会对海盗的唾弃并不意味着海盗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当约翰逊船长提到海盗群体时，他说这是个“面目可憎的团体”，也许他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团体。

海盗的民主和权力的矛盾

        要带领这群低俗粗鄙之人，每条海盗船上都需要一个领袖。很多事关海盗营生的重要决定诸如怎样与潜在目标交战，当追赶某个目标或者被当局追赶的时候该怎么办，受到攻击时又该怎么办等，都需要有人干脆利落地敲定。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讨论不同意见或去争辩，而彼此抵触的声音很可能会让他们无法承担最为必要的任务。

        此外，海盗船和其他所有船只一样，需要运用某些方法来维持秩序、分发口粮薪水、对不守规矩的船员进行管教。合适的领袖可以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推动船员之间的合作，提高海盗们通过打家劫舍获取收益的能力。海盗们都充分理解这一点，“他们的‘政府’要是没有一个头头，将会是一盘多么虚弱无力的散沙啊”。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出现，并且让他们那终日漂浮在海上的小社会有人领头，海盗们也立了船长一职。然而，对船长的需要又让海盗们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中，即“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权力的矛盾”。一个在做某些决定时手握不容置疑权力的船长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要怎样做，才能防止他像商船船长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对付手下船员从而为自己谋利呢？

        在1788年时，美国开国先贤、美国宪法的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曾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对“权力的矛盾”有过著名的论述。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51号文档中，麦迪逊写道：

        如果政府本身不是最能反映人性的事物，那它又是什么呢？如果人类都是天使，那也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管治人类的是天使，那也就不需要对政府进行任何外部或者内部控制了。如果要创立一个由人类运作去管理人类的政府，那当中的一大难题就在于：你首先必须让政府有能力去控制受其管辖的人，然后你得强制它自己约束自己。

        换言之，因为所有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需要有掌权的人来管辖他们，保证他们不会陷入疯狂境地，保证他们通过合作而不是损害他人来实现私利。同理，由于掌权之人本身也是凡人，因此也会受私利驱动，受其管辖的人需要用某些方法来保证，他不会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利从而牺牲受管辖人的利益。但就如麦迪逊所描述的那样，“强制”掌权之人去“约束自己”的问题在于，根据字面意思看来，一个强大到可以约束自己的掌权人，其实也强大到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打破所有这些约束。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克服麦迪逊所述的权力矛盾，那问题就严重了——在那些掌权之人获益的时候，其他人可就要受苦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那些乱作一团的国家正是这一矛盾没有解决时会带来苦果的例证。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不受约束的，它们剥削本国公民，使他们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发生这种退化的背后有两个原因。

        其一，由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受约束，他们会将财富从公民那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导致统治者越来越富，而人民则越来越穷。

        其二，当面对此类剥削行为时，公民也不是被动旁观的。统治者的剥削行为其实也打压了公民通过参与协作获得共同收益的积极性。

        如果统治者会拿走所有通过生产和交换带来的收益，那人民又何必再费力去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呢？由此而产生的协作活动减少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贫困。因此，要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解决权力矛盾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和其他社会一样，在海盗社会中，这个道理同样适用。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可以导致一个国家分崩离析、轰然倒下。同理，如果海盗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用不了多久他们这个小社会也会轰然倒下的。如果海盗们没法约束自己的船长，那他们将会在海盗船上面对与当初一样的困境——在合法商船上所经历过的困境。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海盗，都不会拿一种可怜悲惨的生活去交换另一种同样可怜悲惨还要额外加上了死刑风险的生活。而且，要是贪婪的船长将他们的劫掠所得都据为己有，没有海盗会在一起长久航行的。不解决权力矛盾，海盗们就没法通力合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法通过这个犯罪组织来获利。

        海盗们运用了麦迪逊所提的方法化解了权力矛盾、避过了此种厄运——这可是比麦迪逊提出此方法早了差不多100年！这个方法就是：民主。——如麦迪逊所描述的，“毫无疑问，对人民的依赖是对政府的最好约束”。如果公民普遍能够罢免他们的领袖，并且以新领袖取而代之，那些希望在管治职位上留任的领袖就必须克制自己不去压迫自己的公民。由此，民主对领袖如何运用他的权力管治社会起到了根本的“制衡”作用。在海盗社会中同样如此。

        海盗民主运作的基础就是“一人一票”，“船长一职的人选由大多数人的选票决定”。约翰逊船长曾特别提到，“谁将获得这个尊贵称号并无任何特别意义；因为在本质上，所有优秀政府的最高权力都是归属于大众的，毋庸置疑，大众会根据自身利益和政府的状态来将权力委托给政府或将其从政府手里撤销。”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船长将致力于运用权力为船员谋福利，某些海盗帮派会在选举后的庆典中提醒他们的船长记住这一点。此种庆典，和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后发表就职演说时所参加的庆典甚为类似：

        发誓要忠诚地为公众利益服务，或是诸如此类的一些誓言。以纳撒尼尔·诺斯(Nathaniel North)的胜选典礼为例，典礼上就宣称，最新获选的海盗船长将致力于“每一件有助于为大家带来好处的事情”，作为回报，“同伴们承诺将服从他的所有‘合法’命令”。

        为了可以民主地监管他们的船长，海盗们要求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以任何理由罢免他们的船长。如果没有了这个权利，(对船长来说)被大家罢免的危险就不是那么真实可信了——正是这个危险让船长抵挡住了剥削船员的诱惑。因此，和大选年里的老选民比起来，海盗们在行使民主权利时更加心血来潮。曾有这么一伙海盗，在某趟航程中换了13个船长。又譬如，本杰明·霍尼戈(Benjamin Hornigold)船长的手下们罢免他的原因竟然是他“拒绝攻打和劫掠英国船只”。

        海盗们还希望确保他们的船长“在知识、胆量和枪法(他们是这么叫的)等方面都胜人一筹”，因此，他们也会罢免那些显得怯懦的船长。例如，查尔斯·韦恩(Charles Vane)船长的“行为让他不得不接受投票的考验，以及一个针对他的个人荣誉和尊严所做出的……最终罢免他的指挥官职位的决议”。还有其他一些海盗，会因为他们的指挥官违反海盗政策而罢免船长；这些政策包括要求他们毫不留情地屠杀抵抗者的规章。以爱德华·英格兰(Edward England)船长为例，他就是因为违反这些政策而被他的船员们“从指挥官之位上拉下来的”。

        最后一点，海盗们还会因为船长们没有判断力而罢免他们。例如克里斯托弗·穆迪(Christopher Moody)的手下就是逐渐对他的行为有所不满，“最后强迫他带着12名支持他的船员登上一叶扁舟离开……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与之相似，“洛(Low)船长和他的船员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于是这些船员也“抛弃了”他们的船长，“并且把他和另外两名海盗一起撵走”。通过自由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通过选举和罢免船长，海盗们保证了“他们只是允许让某人做船长，条件则是，他们也可以成为这个人的船长”。

        民主是海盗们用以约束其船长的基础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海盗们甚至会因为船长的行为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而动手惩罚船长。例如奥利弗·鲍奇的手下就曾解除了他的船长职位，并且因为他企图离弃他们而将他毒打了一顿。偶然地，船员们也会抛弃那些剥削成性或者软弱无能的船长。例如，某位水手就曾提到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说“他的几个手下抛弃了他，因此他的船上仅仅只有二三十名水手”。

        海盗们非常重视他们通过制衡体系加于船长权力之上的种种限制。罗伯茨船长手下的某名海盗曾作过一番演讲，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这样对他的同伙们说的：“要是一个船长能如此轻易地随时凌驾于我们的意志之上，我们为何还要忍受他的管治！在他死后，应该告诫他的继任人，让他知道傲慢自大会带来怎样的致命后果。”这名海盗的说法也许是有点夸大了，但也不过夸大了一点点。如果前任船长在运用船员们所赋予他的权力时稍微有点过界，那船员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迅速罢免他，同时选出新任船长。

        由于船员们的普遍意见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船长的头上，因此海盗船的船长们多会忠实地遵从其船员们的意愿。通过仔细查看某位生活于海盗时代的人的论述，你就可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某位行为出格、虐待船员的船长让这位仁兄大感困惑，他不解地写道：

        这名船长对他的人非常严厉苛刻，而且他获得任命后运用手中权力的方式与其他海盗也大不一样……他经常会拔出手枪，威胁大家说，谁要是敢告诉自己的同伴他拼命想要的是些什么，他就会一枪打爆这个家伙的头。

        关于海盗们如何运用民主手段约束控制他们的船长，我们可以从海盗船长与其同伙们那并无二致的身份地位中进一步找到证据。一如荷兰驻毛里求斯总督所惊叹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和船长一样的发言权”。

        海盗们与其船长在日常事务上所享有的平等地位，也延伸到了船上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商船船长不一样，海盗船长不能通过牺牲其船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特权。他们的宿舍、口粮甚至是薪水都和其他普通船员相去不远。约翰逊曾描述道，在海盗船上“每个人，只要他感觉有需要，就可以冲进船长的房间里，咒骂船长；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拿出船长的某些饮料痛饮一番，而船长也没法因此挑剔指责什么，或者提出异议”。

        还有，不像商船或者皇家海军的军舰，“任何人只要高兴了，都可以跑去和船长一起吃吃喝喝”。在其他例子中，“船长自己甚至不能独享一张床”，要和其他船员一起挤在不太舒适的环境中睡觉。又或者，像某名海盗观察家所惊呼的那样，“即使是船长或者其他任何头目，所能享有的东西也不比其他人要多；船长(甚至)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船舱”。根据艾斯克默林的说法，西印度海盗的指挥官们所享有的待遇也是如此。“船长所享用的饭菜比起船上最寒酸的饭菜好不了多少。如果船员们发现了船长的饭菜更丰盛，他们会直接拿出自己的盘子，换下船长的那个盘子”。

        在18世纪的海盗中，舵手享有分立的权力保证了这样的平等，而我会在后面论述这一点。商船船长理查德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曾描述道：“开饭的时候，舵手会监督着厨子，以保证口粮都平均地分给每一个船员”。海盗们运用民主成功地杜绝了船长的剥削压迫行为，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违反直觉的事情：“被海盗俘虏的人通常都会因为自己有机会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高兴”。

海盗的“权力分立”

        海盗民主能杜绝大部分来自船长的剥削压迫，但民主自身所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以美国为例，国民不但可以民主地选举统治者，他们还可以让权力分立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中。这当中的理念是，给予一个人太多的权力，只会让其可以更轻易地滥用权力。相反，将权力分散下去，就让领袖们企图滥权时难度加大了——因为他们手中并不握有太多的权力。

        在解释这一点时，詹姆斯·麦迪逊的第51号文档再次派上了用场。就如我们在前面所探讨过的那样，根据麦迪逊的说法，“对政府的根本约束”在于“对人民的依赖”——也就是民主选举。然而，麦迪逊随后所说的话也同样重要，他说道，“过往的经验也教会了人类，辅助的预防措施也是必要的”，这些预防措施用以制约领袖剥削其下属的能力。那这些“辅助的预防措施”又是些什么呢？麦迪逊继续道，“始终如一的目标就是要分别设立几个不同的职位，并且每个职位都可以制衡其他的职位——也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自身的私利成为警戒捍卫公众利益的哨兵”。换言之，为了加强民主对权力的约束，社会需要权力分立。

        审视一下海盗的做法，人们可能会不难相信这么一个说法：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就是运用了海盗那套民主制衡体系来创设美国政府的。为了进一步限制船长剥削大家的可能，海盗们在船上搞了一套分权制度，这套制度无论是看起来还是运作起来，似乎就是麦迪逊所讲的“分别设立几个职位”，并且“让每个职位都可以制衡其他职位”——只是比他提出这种做法早了将近半个世纪。     

        海盗沃尔特·肯尼迪(Walter Kennedy)就曾在他的审判中作证说：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曾遭受过船官的虐待，因此，只要他们手里有选择权了，他们就会非常小心地反对这种恶行……为了让事情按预想的那样进行，他们除了会任命船长之外，还会任命其他头目；他们是如此努力地想要避免让某一个人握有太多的权力。

        海盗们为了达成此目的而任命的“其他头目”主要就是舵手，这个职位的工作内容非常简单易懂。在开战的时候，船长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在冲突中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这样，海盗们能享有独裁管理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与此同时，船员们将分配口粮、选择和分发战利品(海盗船上很少能有空间可以装下他们某次劫掠获得的所有战利品)、仲裁船员之间冲突以及维护纪律的权力交给由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舵手：

        在海盗中，有一位主要的头目负责惩罚那些犯了小错的人，他们叫他“舵手”；他是大家选出来的人，因此在这方面他拥有全部决定权(只有在战时除外)。如果他们违反舵手的命令、喜欢与人吵架、和其他人互相对抗、虐待俘虏、不听他的命令私自洗劫，尤其是，如果他们在舵手随时召集开始的战斗中玩忽职守，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大胆想法来惩罚他们而不会招致船上同伴的责备。简而言之，这个头目就是所有人的信托人，第一个登上被占领船只，为同伴们分拣他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将他认为该留给船东的东西还回去，当然了，金银都不在此列，因为海盗们早就曾经投票决定，金银都不得归还回去。

        在其他人口中，船长和舵手之间的关系也和上面所说的一样。例如，在对海盗船长斯蒂德·邦尼特(Stede Bonnet)的审判中，他的水手长伊格内修斯·佩尔(Ignatius Pell)就曾作证说，这个所谓的船长“只是徒有虚名，其实舵手掌握的权力比他还多”。

        这种形式的权力分立，使得船长们无法再对一些传统上能被他们利用来剥削船员的活动加以控制，同时又使他们有权力去指挥那些抢掠之旅。根据约翰逊的说法，正是由于设立了舵手一职，在海盗船上“船长无法开展所有得不到舵手同意批准的活动。我们甚至可以说,舵手就是罗马保民官(Tribune)的低劣翻版，他代表并维护着船员们的利益”。就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只有“在追赶目标或者开战时”才会有所例外，因为那时船员们渴望的是专制权力，因此，“根据他们的规则”，那时“船长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

        在海盗的分权体系下，船长和舵手都是由船员们民主选举产生的。事实上，海盗们经常会推举舵手取代被罢免的船长。查尔斯·韦恩的船员们就曾在把他赶下指挥官之位后，推举舵手取代他成为船长。这种行为助长了海盗头目之间的竞争，进一步约束了虐待行为，并且促进这些头目尽职照顾船员的利益。

        看起来，海盗们似乎是又一次从美国开国先贤的著作中撕走了一页(并将其付诸实践)；又或者是，正好相反。就如麦迪逊所写的，要让民主制衡得以恰当地运作，“就得用野心去抵消野心”。这种船长和舵手之间的竞争关系正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因为有了选举和罢免的权利，海盗们非常重视海盗船上的权力分立。曾有一名海盗手中的俘虏记录过这么一件事：

        某个海盗船队中的船长们借来了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而这些衣服是他们的船员在最近一次“大买卖”中得来的战利品。这些船长的本意是想借助这些非法得来的优雅服饰帮助他们吸引附近沿岸的当地女性。尽管这些船长只是想借这些衣服穿穿，但是却让他们的手下暴怒不已，船员们认为这些船长越权了——而这些权力本身就是十分有限的。

        就如旁观者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船长在未经舵手允许的情况下拿走了这些衣服，这可是大大冒犯了全体船员。船员们甚至断言，‘既然现在他们就遭到了这样的对待，难保未来船长们手中的权力不会大到足以让他们拿走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足以让麦迪逊心中备感欣慰了——前提是所有的公民都像海盗那样精心地守护着其政体中的权力分立。

为罪犯们欢呼三遍

        如果说，海盗们的民主制衡体系还不够离奇的话，那就来看看海盗们运用这套体系的能力来源于哪里——源于他们的犯罪行为。要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并不难，但这要求我们暂时放下海盗的世界，转而去探究一下商船上的情景。

        商船通常是由12个或多一点的陆上商人所拥有，他们会购买不同商船的股份并且资助这些船的航行。除了会提供建造船只和后续维护所需的资本外，他们还会给船只配上全套装备、配给口粮物资、提高水手工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设法拉来顾客，并和顾客就货物以及运输条款进行洽谈。商船船东就是他们那些船只的“缺席所有者”——他们很少会随自己的船只出海。他们都是旱鸭子，大多数的商船船东根本就没兴趣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体验一下海上的无情生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宁愿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投资、商业组织)，并且雇用水手来驾驭他们的船只。由于他们是“缺席所有者”，于是商船船东面对所有他雇用的船员时，就遭遇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了。

        毫无疑问，你是很熟悉这个问题的，尽管你可能把它看作别的问题。当你在上班时间里，不是勤勤恳恳地撰写指派由你负责的报告，而是花上了一个小时在网上遨游给你妈妈挑选礼物时，你就会遇到那个“委托代理问题”。这个问题的概念是这样的：当人们因为不太可能亲自上阵做某些事或者亲自上阵不划算的时候，他们会雇用一些代理人来代替他们尽其责任，这些人就是委托人。

        例如，你的雇主，就是一个委托人；你就是他的代理人。问题就在于，你和她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他希望你完成报告，因为他的生意需要凭这份报告来赚钱。而你呢，宁愿在互联网上兜兜转转，因为做报告可不像上网这么好玩，而且他的生意是否赚钱对你的收入又没有很大影响。由于他没法时时刻刻监视着你，你就将部分时间拿来上网而不是做报告了。

        商船船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尽管背景并不一样。船只一旦离开港口，可能一去就是数月。船在海上的时候，船东对船只就只能是鞭长莫及了。因此，船东是没法直接监管他的船员的。这种情况就会招致船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些投机取巧的小动作包括：疏于照看船只、疏忽大意导致货物受损、大手大脚吃花船上物资、侵吞货物，或者是提高对航程的资助要求，甚至是公然把船偷走。为了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船东们就会为他们的船只委派船长，代替他们来监管船员。通过把给船员分派任务、控制口粮分配和薪酬、维护纪律以及惩治船员的权力集中到船长手里，船东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杜绝船员的投机取巧行为。就如前面所提过的，商船通常都比较小。

        由此，船长就得以凭着较低的成本来监管船员，防止他们做出一些给船东带来损失的事情，并且保证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工作。就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海事法赋予了船长通过体罚管束船员的权力，以助他们做到上述这点。海事法令船长有权用臭名昭著的九尾鞭殴打船员、囚禁船员，或者用其他形式的肉体“惩教”来整治那些违抗命令、偷懒怠工或者有此类行为的船员，海事法还允许船长以损坏或者偷盗货物以及以下犯上等理由克扣船员的薪水。

        为了让自己船长的利益能保持一致，船东们采用了两种手段。

        其一，他们雇用那些对其所指挥的船只拥有小额股份的船长，又或者将小部分股份给那些原来并不持有股份的船长。商船船长会像船上的其他船员那样持续地拿固定的薪水。但不像普通船员，船长成了手中这条船的部分权益持有人，其利益和那些“缺席所有者”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其二，只要有机会，这些“缺席所有者”就会委任其团队成员的家族成员做船长。这就保证了船长不会牺牲“缺席所有者”的利益来投机取巧谋取私利，一旦他们敢这么做，很可能是要遭到惩罚的。

        商船船东需要那些独断专横的船长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背后的原因是相当简单明了的——一个船长面对船员之时要是不能独揽大权，他就没法很好地监视和管束船员的行为。要是削弱船长对配给物资、薪水、工作分配或者船上纪律的控制权力，反而将之授予给其他水手的话，就会削弱船长约束船员、要求他们为了“缺席所有者”的利益谨守规矩的权力。类似的，要是商船船东不把他们的船长指定为整个航程的固定指挥官，反而让船上的水手们可以随意罢免船长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推举另外一名水手取而代之的话，船长将不复有“缺席所有者”代理人的应有能力。

        想搞清楚这点，只需想象一下，要是让商船水手们有权民主选举他们的船长，他们将会选出怎样的船长。能让水手们为所欲为的“撒手掌柜”是最符合水手利益的——而这恰恰是最不符合船东利益的船长。因此，商船上的“独裁统治”是克服船东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对商船的盈利前景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这方面来看，商船的独裁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还是会有船员想尽办法从船上偷东西、违抗船长的命令，有时甚至会哗变并挟持着船东的船潜逃，但和那些船员们满足了其“缺席所有者”利益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通过独裁船长的专制统治实现的)比起来，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小例外。然而，商船上的独裁制一方面解决了缺席所有者所要遭遇的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会滋生另一个我们曾探讨过的潜在问题：船长的压迫剥削。

        问题的根源在于，当这种为了代表船东管理船员所需的独裁权力交到了船长手里之后，船长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独裁权力来针对他的船员从而为自己牟私利。压迫成性的滥权船长会让船员们陷入悲惨的境地。这类船长当中的某些人，例如施虐狂诺曼船长，本身就是个大坏蛋。但还有很多的其他人，他们并非坏人——他们只是对商船组织架构所催生的利诱做出了反应而已。由于商船船长拥有不受制约的管束船员的权力，因此，他们通过牺牲船员利益为自己谋利的成本往往都是很低的。所以，一些商船船长会利用手里的大权谋一己私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简而言之，商船无法解决麦迪逊所说的“权力矛盾”。这不是因为这帮运作商船的人是笨蛋，而是因为商船持有人的结构使得他们需要一位高压或独裁的领袖。

        当明白了这种状况之后，现在就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海盗。和商船类似的是，海盗船的组织架构基本是由其所面对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这种状况和商船上的很不一样，自有其独到之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海盗并没遇到商船那种船东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这当中的理由很浅显：海盗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占有其船只的；那都是他们非法得来的。因此，海盗船就没有所谓的“缺席所有者”。相反，海盗们共同拥有船只并且会一起经营船只。如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普林格尔(Patrick Pringle)所描述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海盗船就像是一家“漂在海上的股份制公司”。因而，在海盗船上，委托人本身也是代理人。如我们在前面探究过的，海盗也是需要船长的，但他们不需要独断专横的船长，因为没有所谓的缺席所有者，无须让这些所有者的利益和船员保持一致。

        由于海盗船上的海盗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因此民主不会导致船长为了满足代理人的利益而牺牲委托人的利益。

        鉴于他们有权推举船长，因此海盗们没有动机去选一个会让自己放假的船长，而商船船员要是有同样的推举机会，他们肯定会选出那样一名船长。相反，海盗民主保证了海盗们能得到真正是他们所希望拥有的船长。因为海盗们普遍可以罢免任何不适合他们的船长并且推举另一人取而代之，和商船船长比起来，海盗船长压迫船员的能耐就受到很大牵制了。

        由于海盗既是他们那些船的委托人又是代理人，他们可以进一步在船上实行分权，能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进一步牵制船长压迫船员的能耐。和商船不同，海盗船可以并且也确实采用了一个民主分权的体系；商船是负担不起分权的代价的，因为这会削弱“缺席所有者”代理人管束船员为所有者利益服务的能力。

        简而言之，正是因为海盗们非法占有了船只，所以他们能民主地组织建立他们的“政体”。要是海盗和合法水手一样，只是缺席船东的代理人，他们也许就要像商船那样在船上建立起独裁的管理制度了。并且，考虑到独裁管理制度所催生的压迫剥削问题，海盗们也许还要面对商船水手们所需面对的问题。要是这些问题够严重的话，海盗们就不会认为海盗营生真的那么值得他们放手一试了。事实上，几乎可以就此断定：要是海盗们没法解决权力矛盾，那他们所要面对的来自船长的压迫剥削，将会比在商船上所面对的更加严重。

        回忆一下前面所说过的，商船水手起码还可以呼吁政府杜绝船长的暴行。虽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某些时候这些申诉是无效的，但在有些时候，还是有效果的。相反，海盗们就不能通过向政府申诉来保护自己不受恶棍船长的侵害了，他们的处境比毒贩子好不了多少——毒贩子也不能通过向警察申诉来保护自己不受上家侵害。我们在前面就说过了，从投身海上劫掠勾当的那天起，海盗们就“背弃了所有合法社会的利益”了。因此，对海盗来说，消解船长滥权的风险就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这就使得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事情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民主显示的海盗特征

        海盗民主凸显了海盗身上的几大特征。

        首先，尽管海盗们是各色人等组成的亡命之徒，但他们始终是某些社会圈子的成员。海盗的社会圈子，就是漂浮在海上的海盗船，和其他社会圈子一样，他们也是需要领袖的。

        其次，和所有社会圈子一样，海盗社会(尽管他们是为着犯罪目的而组织起来并围绕此目的行动)也会遭遇权力矛盾。为了让这个社会可以正常运作，就需要有一个解决办法。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海盗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和合法社会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海盗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方法，和现代社会尝试用来解决麦迪逊难题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海盗比他们的守法同辈们更早地“发现”了这些方法。

        最后，海盗的民主是孕育于海盗们在“看不见的钩子”驱动下对利润的追逐，并非孕育于他们对浪漫的民主理想的忠贞。那些理想说的是人民有权决定由谁来管治自己。海盗们关注如何防止船长滥权，是因为船长滥权会影响他们在协作抢劫中的合作能力。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他们就设立了民主制衡体系。海盗社会中的民主并非由外界权威主导设计、运作或者加在他们身上的，而是海盗自身的犯罪私利引导着他们在没有外界督促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体系。

        海盗船长充满善意并且坚定地维护船员利益，并非是因为他们比商船船长更为友好或者更加关注公平。他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更好，完全是源于海盗船上那不一样的制度组织——民主化分权制度。海盗船船长身处的民主体制激励着他们表现得和身处独裁体系下的商船船长不一样。海盗的这种组织体系，鼓励船长做好手上权力的掌舵人，并且会惩罚那些胆敢剥削船员的船长，而商船上的情况则往往与此相反。

        商船和海盗船上如此不同的制度组织，产生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经济状况。在商船上，船东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这些船上必须有一个独断专横的船长来为船东创造利润，而这是会被民主毁掉的。在海盗船上，整个组织本身的非法性质则杜绝了这种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使得他们不再需要那种独断专横的船长。因此，海盗可以选举他们的船长并且将权力分置到船员中，这就限制了海盗船长利用船员的能力。这真是不可思议，海盗们那种自私自利的犯罪行为却促使他们的船上诞生了民主制衡体系。海盗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鄙视，恰恰是推动海盗依赖民主管治方法运作的驱动力——而海盗的这种民主管治方法，正是当今世界最崇高也最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

        海盗行为VS经济学

        ☠海盗们建立了民主，并且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化分权体系之下施行民主。海盗组织比17世纪和18世纪时的各国政府更早施行了制度化分权。

        ☠海盗们的民主是激进的，是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民主”，可是却一点儿也不混乱。

        ☠海盗们用麦迪逊所提出的民主方法化解了权力矛盾，有效限制了船长权力的无限膨胀。不同的是，他们用这个方法比麦迪逊提出这个方法早了100多年。

        ☠海盗民主运作的基础就是“一人一票”，“船长一职的人选由大多数人的选票决定”，同时他们能够以任何理由罢免他们的船长。

        ☠海盗民主并非孕育于他们对浪漫民主理想的忠贞，而是孕育于“看不见的钩子”驱动下对利润的追逐。

        黑胡子课堂

        那些合法的航海人士要用上40年才能挣到的财富，海盗们有时在几个月之内就挣到了。而且海盗能够在没有政府机构维持和平、促成合作的情况下生存那么久，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多么的高效。由其他贱民组成的恶棍团伙中，又有几个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制造出那么多的麻烦呢？没有几个能做到。因此，海盗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为了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看来你得参加“黑胡子”教授主持的训练班了。对了，千万别迟到，听说他老人家脾气相当不好。

开课通知

黑胡子教授主讲·时间：1.00〜2.15·地点：安妮皇后复仇号

第1堂课卑劣的动机和“光明”的结果

中心课程：贪欲有益

阅读书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

        放任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来随意驱动人们的行为往往会招致企业出现管理不善的情况——例如盗用公款、欺诈等各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只会使企业上层受益，但对企业内部的其他人却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少数几个人的恶劣品行造成的。但是，当人们关注这少数的“例外”时，往往会忽略了那些常见的甚至是固定不变的在利益驱动下采取的但最终符合社会愿望并且让其他人都过上更好生活的行为。用电影《华尔街》的主角戈登·盖葛(Gordon Gekko)的话来说就是“贪欲有益”；要是如今也有海盗的话，戈登肯定就是其中一员。

        人们通常会将行为的“好”与“坏”和行为背后的动机的“好”与“坏”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的动机高尚与否往往和其动机所产生的结果高尚与否没有关系，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完全反向的关系。有些时候，最坏的动机却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我们在前言中用牛奶生产商作为例子说明了亚当·斯密口中的“看不见的手”这一规律；这也是上述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例子。给你提供牛奶的牛奶生产商不是非得要有一个“好”的动机。他不是要帮你，他不会关心人，甚至都不认识你；他就是一个生意人，他提供牛奶就是为了钱。但他这种并不高尚的动机却没有妨碍“好”结果的出现。

        例如，这些动机不会妨害你按你愿意出的价钱来得到你想要的牛奶。相反，牛奶生产商那并不高尚的动机恰恰才是你能得到牛奶的原因。就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我们可不能指望靠着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善心来获得我们的晚餐，我们只能指望靠着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来获得晚餐”。牛奶生产商的贪欲促使他为你服务，结果你就能以你心目中最好的价格得到牛奶。

        保证你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最可靠东西就是“利益动机”。要是杂货商没有贪欲，你就只能在自家后院里挖掘自种的萝卜了。要是房地产商没有贪欲，你就只能住在某处的树屋上了。还有，要是你的雇主没有贪欲，你就连工作都没有了。市场之美就在于它们可以驾驭人们的贪欲，并且使这些贪欲可以为别人的需求服务。要是消灭了对富裕的渴求，你就是消灭了过上丰裕物质生活的最好机会。

        个人动机的高尚程度和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这种重要的差异启示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评价海盗。海盗们也许是“坏人”，受到卑劣动机的驱使，甚至乐意动用暴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他们这种受利益驱动的行为有时却是值得称颂的。例如，正是为了追逐利润，海盗们会努力避免他们的战利品被炸得粉碎；也正是为了追逐利润，使得他们不敢过分残酷地折磨俘虏，不能过于依赖强征来的成员。当然了，在上述的每一个例子里，海盗们的贪婪并没有促使真正的公众“利益”出现。对于那些海盗手下的受害者来说，要是他们在一开始就不用面对海盗们的威胁肯定就更好了。但是在海盗们出现了的前提下，海盗们那些卑劣的动机(自私自利的贪欲)就减少了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

        更重要的是，正是海盗的贪欲驱动着他们创立了先进的组织形式，并且有了一些甚为先进的实践行动。例如，正是这种贪欲使得海盗内部的宪法式民主得以出现——在17、18世纪的合法社会里，这还是一种普遍不为人知的体制；还是这种贪欲，促成了海盗社保体系的出现；同样是这种贪欲，让某些海上恶棍居然会给黑人不错的待遇。在上述这些例子里，海盗们卑劣的动机(事实上，他们作为贪婪的罪犯，其卑劣程度可算是最高的了)却带来了“光明”的结果——这些结果都和当今世界最广受传诵的价值观相一致，这些价值观包括民主、平等以及社会保障。

        海盗不以实践“光明的”价值观为终极目标，他们追求的是钱!但他们对后者那永无止境的追逐却为那些与前者有关的良好结果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且正是这种追逐使得他们走在了合法社会的前面，先于合法社会实现了同样的结果。就如我们在本章中所探讨过的那样，海盗们的组织体制正是麦迪逊为民主分权提出的论据的反映——他们的行动反映了这个论据的卓越之处，但麦迪逊却是在比他们迟了50年之后才写下这些论据的。从这方面来看，在我们最为神圣的社会组织理想方面，海盗们实在是先行者。借用某款非常受欢迎的海盗风格朗姆酒的宣传口号，美国的开国先贤们“体内都有个小船长”。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说海盗们值得我们尊敬。在这些方面，海盗们是真正的先锋，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证明，证明一个崇尚此类价值观的社会是可以良好运作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坚决地公开成为一个“海盗崇拜者”，就如戈登·葛盖所说的，“贪欲有益；贪欲有用……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贪欲都标志着人类的上升发展”。一个真正的海盗实在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了。

第二章无法无天：“海盗章程”背后的经济学

        ☠人们认为海盗的生活必然是粗粝鲁莽不计后果的，他们贪得无厌手段凶残，他们就是骗子、是叛徒，也是小偷、凶手，海盗圈子就像精神病院一样混乱无序、毫无诚实可言。海盗社会是一个没有监狱、警察、议会、大律师、法院执行官和皇家法官的由暴力分子组成的社会。然而，和普罗大众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海盗的生活秩序井然且坦诚实在。

        海盗就像一帮无赖，他们所做出的职业选择已足以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像——他们的生活必然都是粗粝鲁莽不计后果的，他们贪得无厌手段凶残，他们就是骗子、是叛徒，当然他们也是小偷、凶手，还是水手。海盗圈子里一定就像一家专门收容疯狂罪犯的精神病院一样混乱无序、毫无诚实可言。

        除此以外，海盗圈子里一定也没任何管治组织。海盗那里没有监狱、警察，也没有议会；他们没有大律师、法院执行官，也没有皇家法官。如果说，在一个主要由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所组成的社会中尚需要这些维持法纪的机制来防止野蛮行为和混乱状况，那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一个由暴力犯罪分子组成的社会中，没有了这些机制将意味着什么。海盗圈子不仅仅就像一个收容疯狂罪犯的精神病院——它还是个没有监管人的精神病院。

        尽管大家有上述那样的直觉是合情合理的，可那些直觉依然是大错特错的！和普罗大众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海盗的生活秩序井然且坦诚实在。

        这和我们对海盗目的(也就是追逐利润)的记忆也并不相悖。为了通过合作让彼此得益——实际上是为了发展他们的整个犯罪组织，海盗们需要防止他们这个由亡命之徒组成的社会堕落成一个疯人院。亚当·斯密对这种必要性做出过最好的陈述，他指出：“要是社会成员都是些随时准备去伤害他人的人，这样的一个社会是难以为继的……要是某个社会的成员都是些杀人越货之徒，那他们至少必须做到，不以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为其杀人越货的目标。”因此，海盗其实有着强烈的动机去确保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社会和谐。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的社会秩序又是怎样的呢？这种秩序真的有效吗？就像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提的，海盗们提出问题，经济学给出答案。

        有关社会需要政府这一说法的理据实在是和政府这一事物本身一样源远流长。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⑦]在其所著的《利维坦》(Leviathan)[⑧]一书中曾描述过没有政府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孤单、贫困、危险、兽性，并且短暂”，这是其中一条针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最著名描述。霍布斯于1651年时写下上述内容，但他的话至今仍影响着每个人对无政府状态的印象。他比较了没有政府的世界(他口中的处于“自然状态”的无序世界)和有政府的世界(他争辩道，这样的世界才容得下文明)之间的区别。前者，永远都会有冲突和打斗，那是“一场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后者，则会有广泛的合作与和平。

        为什么霍布斯会将无政府状态下的生活刻画得与有政府状态下的生活大不一样呢？他争辩的理由就是人类的自私自利本性。在第1章，我们探究过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号文档中提出的观点——(社会)需要诸如民主和分权这样的“手段”来“控制政府滥权”，这正是“人类本性的反映”，统治者与生倶来的自私自利若不受约束，则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为“天使”不“管治人类”，所以社会需要“对政府进行外部和内部管束”。我们可以认为，霍布斯其实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论点，不过他说的是被管治的人。麦迪逊说,“如果人类是天使，那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而霍布斯认为，正因为人类不是天使，所以政府是天使。

        我们的想象也给霍布斯的断言提供了现成的支持。

        要是没有了政府，谁会为了让社会秩序井然而去提供规章法律呢？什么可以阻止强者用诡计压榨弱者呢？个人又如何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呢？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参与伤害他人的活动呢？就此推演开去，又是谁来养活不能自立的老弱病残呢？如果人类都像霍布斯和麦迪逊所描述的那样自私自利，并且就如本书所论述过的那样，海盗也同样如此，那在没有政府控制他们的情况下，谁来防止欺诈、谎言和偷盗泛滥成灾的局面出现？没有政府的社会如何可以避免陷入混乱？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政府(government)和管治(governance)之间的区别，而这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掉。政府,是一个凭借着武力在其所负责管理的领土上享有垄断地位的权力组织，它是建基于武力之上的。通常人们会假设，正是这种用以强迫人民按一些他们不会自愿选择的方式来行事的垄断，让政府有能力防止诈骗、盗窃，并且创造更为广泛的秩序。同样是这种垄断，通过合法地使用权力，它能赋予政府扶养老弱病残的能力。这里的论据就是，自私的人们是不会自行去养活这些人的，所以我们就给予了政府强行从人们那里拿走某些东西再将其重新分配给有需要之人的权力。

        为了让你不再怀疑政府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请你想象一下，要是你决定不遵守政府制定的某条法规，或者决定不按政府对你的要求交税给他们，那会怎样呢？前一种行为，叫“犯法”，政府会通过监禁或者罚款来惩罚你。后一种行为，叫“逃税”，政府也会用类似的手段来惩罚你。因此，政府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通过胁迫来实现的。某些政府在权力上的垄断主要源于统治者的优势力量，统治者会利用这些优势力量将权力集中独占并以此统治人民。

        其他一些政府在权力上的垄断则主要是源于其治下人民的认可。以当代美国为例，政府如何使用权力由其大多数公民审核批准，如果你是其中一分子，也许你就不会介意政府要求你遵守的那些规章制度，也不会介意政府要求你支付的种种费用。但这对你而言，无非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它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假如你不按政府的要求去做，你就躲不过受惩罚的命运。会有为数不少的一群人总是渴望用与政府期望不一样的方式来行事，而这正是社会从一开始就需要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需要政府来强制这些人不按其自身渴望的方式行事。因此，尽管很多时候，会有人愿意执行政府的要求，但这也不会让政府变成“自愿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背后都有强制垄断，而这种强制垄断正是自愿选择的反面——当中根本就没有一点儿自愿的成份。

        好了，如果上面所说的就是政府，那管治(governance)又是什么？管治，是一个比“政府”更为广泛的概念。它所涉及的，只是某些可以提供且加强社会规则并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手段方式或者制度机构。政府只是其中一种可以实现管治的制度机构，它是那种基于垄断强制力量的制度机构，但不是唯一的一种。

        细想一下联合公寓房管协会(Condominium Association)这个例子。房管协会有一系列规则需要协会里的居民遵守，它还会明示，要是不遵守这些规则将会受到什么惩罚。

        例如，如果你所属的房管协会其章程要求你每月为公共区域的维护支付380美元(用来布置园林、重新粉刷公寓外墙，诸如此类)，而你又没有支付这笔应付费用的话，房管协会有权力将你一脚踢走。房管协会还会订立一些规则，用以限制那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居民的行为。例如，房管协会章程会禁止居民在自家阳台上使用烧烤架。还有很多房管协会也给其居民提供物业保护。例如，房管协会会用你所支付的费用来雇请一名私人保安或者看门人，来监视、巡查整座建筑。如此一来，房管协会就对其成员实现了管治，而且其管治和政府对公民的管治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但是联合公寓房管协会并不是政府。想知道为什么？只需想想你的政府和房管协会有何根本区别。前者是基于权力之上的，后者则纯粹是志愿性质的。要是你不想的话，你是不必屈从于房管协会规则的。你可能会不喜欢某个房管协会所订立的规则中的某些部分，你可以选择不买这家房管协会旗下的公寓。要是你喜欢，你完全有自由去买别的公寓，或者根本就不买公寓也行。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也不欠那家被你拒绝的房管协会什么东西。譬如说，你不必因为你不想为他们的服务买单而要向他们支付协会会费。由于房管协会是一家私人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使用武力来胁迫你做些你不会自愿去做的事情。一旦你同意了要遵守协会订立的规则，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了。但是在一开始时，没人会强逼你同意遵守这些规则。

        但在政府那里，一切都是另一回事了。政府可以用武力威胁你并且也会这样威胁你，好让你遵守它定下的规则并且向它支付“协会费”。要是你不喜欢政府订立的规则，那就麻烦了。因为你没法像对付房管协会那样对政府说，“不！谢谢你啦！我可不在乎你的那些规则，所以我要带上我的钱并且按我自己的规则去生活。”无论你是否喜欢它的规则，政府都会强迫你遵守它订立的规则并且乖乖交税。你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但是政府给我提供了服务，这些服务值得我交钱的啊!”对你来说，这也许成立，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很有可能是不成立的。你认为本地公园让你每年付出的税钱与“票价”相当并不意味着你的邻居们也是这么想的，就算是他在反对为公园服务付钱的同时却在享受着公园服务的事实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试着想想吧，要是我走到你面前，并且用枪指着你要你去买块糖，就在我用枪指着你的时候，我还要对你说，“为了这块糖，你得给我5美元”。就算你是喜欢糖块的，就算我拿了那5美元后真的会给你某些东西，难道人们会因此认为我没有使用武力向你下手吗？

        你可能还是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要是你不喜欢这个政府的规则，你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啊，没人会阻止你。所以，根据政府所订立的规则去生活真的是一个自愿选择。”但其实这条反对意见也是不成立的。再试着想想，要是我冲进你家，并威胁你说，要是你不将你老婆的珠宝交给我，我就打断你的腿，那在这个时候，你还会这样说吗——“其实我真的没有使用武力胁迫你交出你老婆的珠宝，因为你可以选择不向我投降的(包括选择被我打断腿)”？你当然不会这样说了。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会有选择的，但这些选择和自愿选择是不一样的。自愿选择必须是在没有武力胁迫的情况下限定的选择。当我让你可以选择交出老婆的珠宝，或者选择不交出珠宝但要被我打断腿时，我就是在使用武力限定你的选择。但是，想来你应该是既可以保住你老婆的珠宝同时又双腿又安然无恙的，因为你是正当合法地拥有这些东西的，它们不是我的。

        政府其实也如此。没错，我可以留在自己家里并且遵守政府定下的规则，也可以离开我的家(以及我家所在的国家)同时又规避政府的规则，但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没法既留在自己的家里同时又规避政府的规则了。政府使用武力限制了我的选择，并且除掉了我本来想要的选择——就是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遵从其他规则。如果我的房子属于我，那为何在我想规避政府规则的时候我还得离开它？对我说其实我可以选择离开，政府并没有胁迫我，和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被我打断腿的，所以我并没有胁迫你交出你老婆的珠宝”是一样的。

        可见，政府和管治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总是基于武力之上的，而后者则不一定是。当你的政府在实施管治的时候，它是基于武力实施管治的。但是当某个私人组织(例如房管协会)实施管治的时候，它是基于自愿协议实施管治的。政府和管治之间的区别,给这一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如何维持秩序与和谐呢？实际上挺简单的；社会可以用私人形式的管治组织来替代政府维持秩序与和谐。霍布斯口中的“自然状态”(通常都会被我们称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规则、秩序和合作的缺席，它只意味着基于垄断胁迫力量的管治缺席了——也就是，政府缺席了。当没有政府来提供规则以及那些使规则得以实施的方式手段(人们需要用上这些规则来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时,人们并不会就此撒手不管他们的项目。互惠互利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利润前景，激励着他们私下实施那些规则和手段。可是，海盗的管治能在海盗船上承担起这些职责吗？海盗船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由罪犯组成的社会。他们能做到，事实上他们也真的做到了。

海盗管治成功的三大关键

        尽管海盗是目无法纪的，但他们并非毫无规则。和所有社会一样，海盗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管治——也就是某些规则体系、法规以及对违反规则者的惩治方法，以此来实现秩序并且辅助实现合作。只是，在海盗这里，此类合作以洗劫他人为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为什么海盗作为亡命之徒不能依赖政府来实现这个目的。如前所述，对海盗来说，政府的替代品就是私人管治。为了取得管治的成功，海盗的私人管治需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

        首先，海盗管治需要有防止海盗间冲突的规则，还需要有执行这些规则的手段。举例来说，要是没有一条规则来定义海盗船上的私有财产权，偷窃、诈骗以及打斗就会在船上泛滥成灾。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海盗，而是因为海盗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是受个人私利指引的。要是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某种约束，他们的自私自利会引导他们逾越彼此的财产权，从而导致船员之间的冲突。一艘四分五裂的海盗船是无法立足于世的(或者该说，无法立足于海)。要是船员们总是对彼此下手、互相缠斗，显然他们将无法为了自家犯罪组织的运作目的而进行合作。当冲突足够多的时候，是可以导致一艘海盗船分崩离析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导致整个海盗组织分崩离析——这不仅仅在比喻义上成立，在现实中也成立。

        船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猜疑会导致海盗们难以一起生活合作，难以一起投入到他们那追逐利润的联手冒险之旅中。而且，海盗船上的暴力行为会毁掉这条船的。和18世纪早期的所有船只一样，海盗船主要是用木头和布建造的，木头做船身，布则做帆；因此，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它们还容易因为刺伤或者明火而受损。要是某个海盗帮派中的成员搞出了内部冲突并且彼此开火，那火头或者其他损坏是可以让这艘船碎裂的。因此，海盗们要是想通过合作获取利润，杜绝海盗之间的冲突就至关重要了。

        其次，海盗要管治成功，还需要限制海盗们那些会产生重大“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用“负外部性”一词来描述源于个人某些行为的有害副作用。我们的许多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我们自己，还会间接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污染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一家工厂生产产品时，它也在产生污染——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有毒物质通常都被工厂排放到空气中了。这就强迫住在工厂附近的人们付出了代价。经济学家们就将这种代价称为“负外部性”，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人不是主要制造了这种代价的人。之所以会出现“负外部性”，是因为个人没有完全地“内化”由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以工厂为例，它就没有因为排放污染物而蒙受损失；要是它有损失的话，它就不会排放出这么多污染物了。因为对这家工厂来说污染毫无成本，所以现在它的排放就比较多，如果污染是有成本的，它就不会排放这么多污染物了。

        防止“负外部性”的关键在于，让那些制造出“负外部性”的个体将其行为所引发的成本全部内化。通常，引入私有财产权是实现这种内化的最便捷有效的方式。还是以上面所讲的污染为例，如果这家工厂拥有了那些空气，当它排放污染时，它损害的是它自己(而不仅仅是那些邻居)——因为当空气变得污浊时，其价值应该是会减少的。

        因此，为了让空气的价值最大化，那家工厂需要减少污染。由于空气的价值最终会影响到这家工厂的盈亏表现，所以，它就有动机为空气质量多作考虑，这就会引导工厂减少污染。要是没人拥有这些空气，上述动机也就不存在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河流污染以及诸如此类的例子中。通过将好东西私有化从而使其被纳入考虑范围，将使其所有者将自己行为的成本内化，从而激励着他行事时将所有与其行为相关的成本都加以辨识。

        引入私有财产权并非防止“负外部性”的唯一方法，另外一个可选的方法就是立法监管。例如，不创立空气的所有权，反而引入一套法规禁止或者限制污染排放。在大多数情况下，立法监管是防止“负外部性”的次优方法，但在某些情况下，立法监管更合理，因为相较于引入私有财产权，这种做法的成本效益更高。

        想搞清楚为何如此，不妨以大学宿舍作为例子。

        每个住在大学宿舍的人都会告诉你，里面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威胁。譬如，当大家都想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希望能够整夜放着疯狂的音乐。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为“安静平和”引入私有财产权，这就会要求那个放音乐的家伙向持有这份财产权的人们(也就是宿舍里的其他人)付钱以谋得制造噪音的权利，这样做的逻辑就是，由于成本上升了，这可能会引导那个家伙少在夜里放音乐或者放音乐的时候音量调小点。然而，为“安静平和”此类事物引入可强制执行的权利，将导致经济学家口中的“交易成本”变得非常昂贵。交易成本就是交换时产生的成本，包括了时间、精力、忧虑，有时还有财务成本，它是与他人达成协议过程中所涉及的成本。

        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一个宿舍居民都需要分别和那个制造噪音的家伙进行谈判：若他想随心所欲地大声播放音乐，他得为此付出多少钱。即使谈判过程很顺利，当有这么多人需要分别和那个噪音制造者“缔结合约”的时候，使用私有财产权来消除这个“负外部性”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将会迅速飙升。因此，通常宿舍都不会采用这种办法，而是采用监管来防止噪音这种“负外部性”出现，管理方会列明何时是“安静时间”从而限制人们随意大声播放音乐。

        负外部性不仅存在于合法社会中，它们也存在于海盗社会中。海盗船上的生活紧张而又拥挤，这样的海上生活现实，使得某些在“正常”状态下不会引致负外部性的行为也会给海盗船上的其他人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我可不在乎我的邻居是否每晚都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他待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我待在我的屋子里，他不省人事所引发的成本都只会限制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不会影响到我。但在海盗船上，事情可就大不一样了。可以这么说，船上的所有成员都是住在一起的。如果有个海盗要在深夜喝得酩酊大醉，这会影响其他海盗入睡。因为他们睡觉的地方如此接近，其中一人大醉将给其他海盗带来负外部性。

        在海盗船上，防止负外部性出现甚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就如上述酗酒问题中所提到的，某些负外部性很可能会在海盗之间引发冲突，而这些冲突可能会削弱海盗们的犯罪组织。

        其次，海盗船上的其他负外部性可能会毁掉整艘船只。譬如，要是某个海盗烟鬼在船上随手丢弃他的烟管，有可能会引燃船上所携带的大量火药，把所有船员都炸上天！

        这也会削弱海盗之间为了追逐利润而进行合作的能力。为了防止负外部性威胁到他们的成功合作，海盗们因此需要预防这些负外部性在其船上肆虐——要么就是通过引入额外的私有财产权来解决，要么就是通过监管来防止。

        最后，海盗的私人管治要取得成功，就得给船员们提供重要的“公共物品”。在经济学家们的定义中，“公共物品”就是一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对我们来说，非排他性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一个物品是非排他性的，那即使是没有为这个物品的配备供应做出任何贡献的人也可以在这个物品生产出来后享用该物而不会被排除在外。

        烟花晚会就是这种非排他性的最佳例子了。一旦烟花晚会开始了，无论你是否为这个烟花晚会付了钱，你都可以欣赏这场表演。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非排他性所带来的问题。要是每个想要观看烟花晚会的人都知道，他们可以在不掏钱的情况下看烟花，那就没人愿意为这个晚会掏钱了——尽管每个人都很想看这场烟花晚会。烟花晚会的非排他性导致了“搭便车”行为的出现。要是每个人都搭便车，烟花晚会就永远都不会出现了——尽管在一开始时，大家都是乐意为此掏钱的。

        在海盗船上，海盗们同样要面对“搭便车”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他们的打劫行为就会受到妨害。一艘海盗船要是想用尽所有机会来打劫获利，每一个成员就都必须倾尽权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勤勤恳恳地完成日常任务，在袭击目标的战斗中要格外卖力，从受害人身上搜刮战利品时或者做其他类似事情时要特别用心。因此，做个尽职尽责的海盗会是非常危险的。除了要面对在船上生活工作的危险外，还要面对与追捕他们的人开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受伤，这除了会让他们立马受到影响外，还可能会让他们在未来难以找到工作(无论这份工作是继续做海盗还是做别的什么)。因此，“搭便车”问题便出现了。

        要是有海盗消极怠工——也许就是逃避日常任务中的脏活累活，或者就是在开战时躲闪在后面以防受伤，那么只要他不是担任要职的头目，其实整个海盗团伙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只会受到最低程度的损害。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某几个关键人物外，整个团伙的成功不依赖于任何一个海盗。因此，对单个海盗来说，消极怠工的成本并不算很大，但是全力以赴的代价会比较大，这就使得海盗们有动机去“搭便车”了。

        在这个例子里，“公共物品”就是全体船员的努力，而具有非排他性的利益就是成功劫掠得来的战利品。当然了，要是一个海盗没有掩藏他消极怠工的事实，大家会发现他的怠工行为，并且以后他们获得任何战利品时都可以将他排除在分赃行列之外。但要是他能精心掩饰，假装非常努力地工作，那就不大可能将他踢出分赃之列了。因此，在每一个海盗看来，最好就是假装非常努力工作但实际上却在偷懒怠工。要是所有船员或者一大部分船员都这样做的话，这个海盗团伙是没法成功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损害整个犯罪组织，海盗在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需要防止其成员“搭便车”。

        因此，海盗实施私人管治时，就需要制定规则来防止海盗之间的冲突，并且要将这些规则执行落实；还需要约束海盗们那些会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行为；同时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还要杜绝由这些公共物品所引发的“搭便车”的可能性。尽管在重要的事情上，海盗社会和合法社会各自的情况大不一样，但是，海盗船实施有效管治所需的上述三大特征和合法社会取得管治成功所需的特征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海盗们要取得管治成功，并不比在“文明世界”取得管治成功来得轻松。

        事实上，由于海盗不能像合法社会那样依赖于政府动用垄断武力来克服各种障碍，海盗管治中所遇到的问题比起“正常”社会管治中所遇到的问题就更加难以克服。可尽管如此，海盗的私人管治还是成功地呈现出上述三大特征。

目无法纪状态下的法纪

        为了实现私人管治，海盗们打造了一份白纸黑字的“海盗宪章”，或者也叫做“海盗公约”，这份宪章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规章制度以及违反这些规章制度时将要受到的惩罚，还约束了“负外部性”，并且还设立了某些机制来解决“搭便车”问题。除此以外，海盗宪章在约束海盗头目的各种行为(曾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行为)中也起了辅助作用。

        海盗宪章起源于17世纪时西印度海盗在其船上所奉行的“协议条款”；西印度海盗将他们的这些条款称作“追逐合集”。这些条款明确了战利品该如何在头目和船员之间分配，还明确了其他与西印度海盗组织有关的条款。所有的海上匪徒都会奉行的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不出手，没回报”。除非某次打劫行动取得了成功，否则没人可以因此得到报酬。

        亚历山大·艾斯克默林就曾详细描述过用于管治他那帮船员的“协议条款”：

        西印度海盗们通过投票决定他们应该航向哪里。他们还会定下一个协议或曰“追逐合集”，用来明确船长自己该有些什么，为了操控一条船又该有些什么(权力)。通常，他们都会达成如下协议：假如他们做成了一笔“大买卖”，首先，以下所有这些花销会从总收益中减去，包括给猎手支付的200个西班牙大银币，给维修和保养船只的木工支付的100个或者150个西班牙大银币，给外科医生的200个或者250个大银币——具体给多少就要视船的规模大小而定了。

        然后就是针对那些可能缺胳膊少腿的受伤船员应获奖励达成的协议。受伤船员将会获得的补偿如下：

        少了右臂，拿600个西班牙大银币或者6个奴隶；少了左臂，就拿500个西班牙大银币或者5个奴隶；没了右腿，同样是拿500个大银币或者5个奴隶；没了左脚，则是400个大银币或者4个奴隶；少了一只眼或者一个指头，那就拿100个银币或者1个奴隶。要是有人的手臂废了，那他将获得与少了一根手臂一样的补偿；还有，如果有人受伤十分严重，意味着要在身体里插上一条管子什么的，那他就可以拿到500个大银币或者5个奴隶。

        所有这些花销都会先从总收益中扣走，余下的部分就可以按照船上人口的数量来进行分配了。船长因为负责操控船只可以获得相当于四五个人甚至更多人的份额，另外还可以独得他应得的相当于两个人的份额。余下的人则均分余下的收益，小男孩们能拿到的收益相当于成人的一半。

        ……当他们登船打劫时，不可以独自动手搜刮，也不可以私藏战利品。每一件战利品，包括钱财、首饰、宝石和货物，都必须在所有人中分享，没人可以占得比自己应得份额更多的战利品，多一个子儿都不行。为了防止有人欺诈，在开始分赃前，每一个人都必须手按圣经起誓，说自己没有私藏哪怕一个六便士的子儿，或者和这一个子儿价值相当的东西，无论是丝绸、亚麻、羊毛、黄金、白银、首饰、衣服还是弹药，总之他们没有私藏任何一种战利品。要是有人被揭穿发了假誓言，那他将会被从这群亡命之徒中驱逐出去，永远不得重新加入。

        随着时间的流逝，西印度海盗将他们的协议条款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都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由习惯法和所谓“海岸风俗”(Custom of the Coast)或者叫“牙买加纪律”的元规则组成的体系。

        18世纪时的海盗就基于这套体系框架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海盗章程，海盗们创立这些章程是为了“让其圈子内部可以有更好的对话，并且使彼此都获得公道对待”。虽然每一个帮派都会设立他们自己的章程，但是不同帮派之间的章程条款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例如，约翰逊在描述罗伯茨船长那条船上的章程时，就曾提到“这一伙人的规则、主要惯例以及负责管治这个无赖团伙的机构，和其他海盗的几乎就没什么两样”。各个海盗帮派之间的频繁交往使得他们可以分享信息，从而使得他们的章程具有如此之多的共性。例如，活跃于1716—1726年间的英美白人海盗中，有超过70%的人都曾和三大海盗船长有联系——他们分别是本杰明·霍尼戈、乔治·劳瑟(Geogre Lowther)和爱德华·洛(Edward Low)。

        “海盗章程”作为一套行业通用规则存在于世，它是产生于海盗；之间的互动交流和信息分享的，而不是由某个海盗王集中设计出来再强加于所有海盗头上的。

        海盗协议条款需要有全体一致的意见，所以海盗们会在开始劫掠；之旅前以民主的方式定好海盗章程。“所有海盗都要对着这些章程起誓”，有时则是对着《圣经》起誓，又或者，像某个海盗帮派那样，“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对着斧头起誓”。对于那些加入已成形帮派的新手来说，同样少不了的就是要和大家一样认同这些章程，“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自愿登上这些船时，他们都必须签署所有的海盗协议条款”。

        船员们通常都会在选举船长的时候同时订立其协议条款、选举舵手，偶尔还会同时选出其他小头目。海盗们会针对协议本身寻求一致，好在事前就“防止事后出现争执”。要是有海盗不同意大家定下的这些先决条件，他随时可以去别的地方谋求让自己更满意的条款。

        当好些海盗船集合在一起航行劫掠的时候，他们也会为这种合作关系设立一些类似的条款。例如，当乔治·劳瑟船长和爱德华·洛船长在开曼群岛(Grand Cayman)相遇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订立了一套这样的协议。劳瑟“甘愿成为一名盟友，而洛则接受了这些条款，于是，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繁文缛节就立即签下了这份协议”。和上面所提的类似，如果有海盗反对草拟的协议条款，或者对这趟即将展开的合作航程的其他事情有不同看法，那他们随时都可以和平地离开。就曾有过这么一个例子，在三伙“结伴而行”的海盗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情绪”，于是“(他们)立即就分开，各自沿着不同的航线航行”。

        海盗们遵守海盗船上的宪章是出于自愿的，这一性质使得海盗船员之间出现了经济学家口中的“蒂布特竞争”(Tiebout competition)现象。所谓的蒂布特竞争，就是政府争取公民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以首先描述了该过程的经济学家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过程。

        这里面包含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公民可以“用脚投票”，那政府就必须对公民的需要做出更为灵敏的反应。他们必须提供更低的税率、更好的公共服务，要自我约束，不得以民为饵，否则的话，公民就会迁移到别的能做到上述各点的管辖区去。政府之所以关心这点，是因为他们增加税收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税基。要是公民从一个管辖区迁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去，那个不断有人迁出的管辖区其税基就会趋于萎缩。海盗的自愿管治架构意味着他们没有政府。但是，“蒂布特竞争”的原理在他们这个海上社会中也同样适用。

        为了吸引别人加入，海盗团伙就要提供能得人心的雇佣条款。既然在航行过程中用于管束大家的规则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众位船员的生活质量，那么雇佣协议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将要实行的规则获得大家的欢心。能得人心的雇佣条款，还包括了不会压迫剥削船员的头目——例如船长和舵手。由于海盗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人某个海盗组织，所以设立能讨人欢心的有效规则就很必要了。

        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就曾提供过几个有关海盗章程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就如某法庭所描述的那样，“这帮无耻之徒居然如此团结，并且一起订立了这些协议”。我们可以用罗伯茨船长那艘船上的海盗章程为例来探讨一下：

        1.  每个人都有权就当前发生的事情进行投票；每次抢到战利品后，每个人都可均分新鲜的食物、烈酒，并且可按自己的意愿来享用；为了全体船员的利益，只在有需要做出牺牲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厉行节约。

        2.  每个人都会按名单上的顺序获得他们应得的甚至是更多的战利品，因为在这些时刻，他们是得到船长的允许的。但要是有人欺骗同伴，哪怕只是骗走了价值1美元的东西，无论是金属、珠宝还是钱财，他们都会遭受被放逐孤岛的惩罚。要是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两名船员之间，他们可以来一场打斗并且将那个骗人的家伙耳朵鼻子撕下来，然后再将他丢在岸边——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但肯定是些会让他不好过的地方。

        3.  谁都不可以通过扑克牌或者骰子来赌钱。

        4.  到了晚上8点，要熄灯和灭掉蜡烛；要是在8点之后，还有人要饮酒作乐，那他们必须到甲板上去。

        5.  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工具、手枪和其他武器保持清洁、随时可用。

        6.  女人和小孩不得上船。要是有人胆敢勾引妇女并且偷偷摸摸带她出海，我们就要处死这人。

        7.  要是有人在开战时弃船而去或者擅离职守，他就要受到处死或者放逐的惩罚。

        8.  不得在船上互相打斗，每一项纷争都应该在岸上通过手枪或者利剑来解决。

        9.  在各自贡献够1000个西班牙大银币之前，谁都不可以谈论说放弃这种生活。要是在贡献够这么多之前，有人失去了四肢之一，或者变成瘸子影响了其工作，他可以获得800个西班牙大银币的补偿，如果受的伤没那么严重也可以相应地获得其应得的补偿；这些补偿将从公共储备中提取。

        10.     船长和舵手可以获得双份战利品；大副、甲板长以及火枪手，可以获得一份半的战利品；其他头目则可以获得一又四分之一份的战利品；其余个人均可获得一份战利品。

        11.     乐手可以在安息日休息，但在其余6天中，无论白天黑夜，均需工作，无任何豁免。

        通过设立这样一套条款，海盗的私人管治体系得以满足我们在之前讨论过的三大特色——这是取得管治成功不可或缺的三大特色。现在就让我们来进一步探究，海盗们的这些章程是如何满足三大目标的。

法规与鞭挞

        记住了，海盗管治要取得成功，首先就要防止冲突并且让海盗船和平有序。海盗章程通过禁止两种最容易搅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来实现这一点；这两种行为就是偷窃和暴力。

        例如，在罗伯茨那伙海盗的海盗章程中，分别针对偷窃和暴力做出了规定。而在爱德华·洛他们那一伙的海盗章程中，也有相同的规定，要求船员“不得因为任何事情去攻击或者殴打彼此”，也“不得从彼此身上骗走哪怕一个西班牙大元”，还要求，要是有人“在劫掠的船上发现了任何金银珠宝或者其他任何价值一个西班牙大元的战利品，他都必须在24小时内将这些东西上缴给舵手”，不然的话，他将被认定是偷走了这些东西。而在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的复仇号上，其海盗章程也宣称“任何人从同伴那里偷走了价值一个西班牙大元的东西”或者“在这些条款生效之后攻击其他人”都是不合法的。

        由此可见，海盗船上可不是个随便就可以动手动脚的地方。尽管他们是私下这么做的，但是海盗们也会和合法社会一样，通过制定法规来维护和谐的社会氛围同时防止社会秩序出现混乱，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和合法社会是一样的——为了彼此的利益而进行合作时需要和谐和秩序。就如约翰逊船长所说的那样：“如我们所见，自然让最无知的人都明白了维系生存所需的智慧，而恐惧能实现连宗教都无力实现的改变。”

        海盗的私人管治体系还设定了对违纪者的惩罚措施，并且为实施惩治提供了方式手段。在海盗船上，对违纪行为的惩罚各式各样，包含了从诸如“龙骨拖行”(就是在锋利且满布贝壳的船身上拖行违纪的海盗)一类的体罚到放逐(根据海盗约瑟夫·摩尔的说法，这是“海盗们用来惩处某些极度恶劣行为的惩罚手段”，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违纪的人会被丢在荒无人烟的某些海岛或者海角上，身上只有一管枪、几发子弹、一瓶火药以及一瓶水，随后就是自生自灭，会否饿死就看自己了”)。有时，如果那个违纪的人勉力生存下来了，海盗们还会把放逐和流放到偏远地方两种惩罚方式结合起来。

        有些时候，如果海盗认为某人的罪行不是那么严重，他们不但不会进一步加强放逐这种惩罚，反而还会“减刑”。以罗伯茨船长的那伙海盗为例，“如果偷抢只发生在两名海盗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每个船员都有份分一杯羹的公有战利品身上，“他们可以来一场打斗并且将那个骗人的家伙耳朵鼻子撕下来，然后再将他丢在岸边——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但肯定是些会让他不好过的地方”。为了加强执法对付偷窃一类的行为，海盗们也会使用一些有效的额外手段，例如会实施随机的搜索来找出私藏赃物之人。为了保证他们的舵手负责看管以及分配海盗的战利品)不会背着全体船员私藏战利品，有些海盗团伙甚至会禁止将战利品保管在带锁的地方。如海盗彼得·胡夫(Peter Hooff)就曾描述过“维达号”(Whydah)船上的情况，“他们的钱财都是保管在甲板之间的箱子里，没有人看管，但谁都不可以在未获得舵手授权的情况下从里面拿走任何东西”。

        而约翰·菲利普斯船长那伙海盗的章程则让大家能好好了解一下，当有人违反了其他规定时，海盗们还会用上哪些惩罚手段。如果有人弃船而去，菲利普斯一伙人会以放逐来惩罚此人，如果有人有暴力行为，就用“摩西法律”来惩罚他(也就是在裸背上鞭打40下，一下也不少)，他们甚至会狠狠惩罚那些强迫妇女与其上床的海盗，“无论任何时候，要是我们遇到了某位谨慎的女士，而我们当中有人在未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向她动手的话，这个家伙将会立刻被处死”。对一群不敬神明的“地狱恶狗”来说，这还算可以了吧！

        海盗章程中并没有将所有违纪行为的对应惩罚一一列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违纪的人可以逃脱惩罚。相反，海盗幸程规定了，违纪作恶的人将接受“惩罚，而这是船长和大多数船员认为适合的惩罚”。类似的，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违纪行为，船员们会通过投票来决定具体的惩罚措施，“所有的海盗事务都是这样决定的”。

        就如理查德·霍金斯从那些俘虏了他的海盗那里看到的，“要是有人犯事了，他会受到全体船员的审判”。

        为了解决内部争(例如某些偷窃指控)，并且使之前正式宣布的惩罚措施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得以落实，海盗们会把这一切交给他们民主选举出来的舵手。那些不太严重的指控，一般就只交给舵手一个人来处理，而舵手的角色就“有点像海盗船上的内务治安官”。如果舵手调停失败，他就会提议有争执的两名海盗到陆地上去进行决斗，以免损坏船只。

        在当事海盗无法达成任何和解的时候，船上的舵手就会陪着他们一起到岸上去，并且给予他认为适合的支持，然后就让两个有争执的人背对着背，走上许多步拉开距离，当他一声令下之时，他们就转过身来立即开枪……要是两个人都没打中，那他们就开始比剑；之后他就会在有人进攻得手之后宣布胜者。

        很野蛮？这是肯定的了，但却很有效。无论是解决船员间的冲突，还是防止船员间冲突损坏船只或导致其他船员财物受损，都是很有效的。

        海盗的“司法系统”不仅仅是现实存在且毫不疏松的，它还是全面而且严厉的。如果说，海盗的管治不算严厉，那是因为海盗是一群够坚持的人，如果说海盗的管治非常严厉，那则是因为海盗们不能依靠政府来替他们进行管治。就如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普林格尔(Patrick Pringle)所指出的，“他们目无法纪，所以他们高度自律”。

        尽管海盗章程远远称不上完美，但这一套玩意儿确实起到了防止内部冲突同时实现海盗船上秩序的作用。尽管黑胡子船长曾有过臭名昭著的恶行，就是刻意毁坏了他的“安妮女王复仇”号，并且丢弃了部分船员好让他自己和他的心腹都能多分点赃物，而沃尔特·肯尼迪则曾对巴特·罗伯茨(Bart Roberts)一伙敲竹杠，并且和几个同谋带着本应分给全体海盗同伙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但同海盗遵守法纪并且对身边诸位同伙保持诚实的大趋势比起来，这些都只是例外。

        18世纪的某位时事评论员曾说，海盗的自我管治系统“能在各个海盗之间维持和谐，并且在‘协议条款’之下建立了一个政府体系，而且我认为，考虑到建立这套体系的人是海盗，这个政府实在是和柏拉图的共和国一样出色”。对“一群海盗”来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在我们开始探讨海盗是如何满足管治成功所需的其他两大特征之前，我们应该先着重强调一下，海盗章程在维系法纪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额外特征。

        海盗章程清晰地确立了一种民主的管治形式，“每个人都对当前事务享有投票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宪法章程”。它们还确立了“(约束)规则的规则”——也就是决定选择什么法规和哪位领袖时所需要遵循的标准。可见，海盗章程并不仅仅是一套简单的法规合集，它们还决定了这些法规应如何确立以及执行管治的头目们应该如何选出。

        海盗章程还列明了海盗补偿的具体条款。这样一来，它们就类似于船员之间的合约协议了。把这些条款白纸黑字写下来也有助于防止海盗船上诸如船长、舵手等大小头目像海军或者商船上的官员那样压榨船员。而且，通过明确列出这些补偿条款，海盗章程也确立了舵手分配战利品的权利。当战利品难以分割，或者当战利品的价值难以确认从而无法将其分成一定份数支付给船员们时，海盗们就会卖掉这些“问题资产”，或者会在船桅下拍卖这些战利品，然后分配这些可分割的拍卖收益。这种做法避免了在船员之间引发冲突，并且保证了战利品的分配与海盗们签字认可的补偿协议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这能约束舵手所做的决定；不然的话，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舵手可能会在赃物难以分割或者赃物价值难以确认的时候绕过这些补偿条款。

        海盗的薪酬结构显然是非常扁平的。在罗伯茨的船上，“船长和舵手可以分得两份战利品；副船长和水手长、火枪手则得到一又二分之一份，其余头目则可以得到一又四分之一份”，至于其他人则可以各得一份。因此，在这帮海盗中，最高的收入和最低的收入之间只差了一份战利品。同样算不上层级渐进的薪酬结构也盛行于爱德华·洛船长的船上，他们那份海盗章程是这样规定的：

        船长可以得到两份完整的战利品；副船长可以得到一又二分之一份；医生、大副、火枪手以及水手长可以得到一又四分之一份，其余人等则各得一份。

        在船长约翰·菲利普斯的船上，情况亦同样如此，他的海盗章程是这样写的，“船长在得到完整的一份战利品之外还可以再得半份，副船长、木匠、水手长和火枪手则可以获得一又四分之一份战利品”，其他人则各得一份。这可是与商船上的薪酬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商船上，船长在非战时的薪酬是普通水手的四或五倍。

        为何海盗当中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小于商船？其中一种理解就是他们比起商船上的人更关注平等、“社会公义”以及平均。但考虑到我们所了解到的海盗情况——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无非是自私自利的，假如有机会，他们都会很乐意领取相当于其同伙10倍的报酬，这样的理解实在是非常怪异。对于海盗薪酬结构中这种相对而言的平等性，一个没那么浪漫却相对更为准确的解释就是经济学解释，这个解释可以归结到海盗没有专制政府这一点上。

        为了减轻他们这个私人管治体系的负担，海盗们需要尽可能地避免制造一些让暴力冲突爆发的机会——这些暴力冲突可是会升级为打斗并且让他们的犯罪组织四分五裂的。最能引发此类事情的分裂力量很可能就是金钱了，这并不出人意料。有关不公、偏袒的猜疑，以及单纯的妒忌都可以导致不满的情绪在海盗船上飘荡。为了避免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情绪突然爆发甚至严重影响他们的发财大计，海盗们索性消灭了最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潜在源头——物质上的严重不平等。这个保留了一定递进性质但又将战利品以几乎均等的形式进行分配的薪酬架构相对更平等，因而得以更好地消灭了上述的源头，并且阻止了毁灭性的压力出现在海盗私人管治体系中。

        通过将非法所得按差不多平均的方式来瓜分，海盗们还以另外一种重要方式推动了合作：他们会通过协议来明确是继续一起去冒险打劫，还是就此金盆洗手、分道扬镳。要是某一伙海盗中的几乎所有船员都能从打劫活动中分得一样的报酬，那他们会更有可能就是继续合伙还是退出打家劫舍之列取得一致意见。这很重要！因为这保证了所有参与到某趟尚未完结航程中的海盗能团结一心、全力以赴，从而令整伙人有更多机会取得成功。相反，要是一伙海盗中司职不同的人在分配赃物时所得到的份额相差甚多，那情形就会大不一样了。那些分到了大头的人也许就会想着在分赃之后终结航程了，因为这些人手上的钱足够支撑他们一段时间，他们也许就不想跑得更远了。那些只分到了很小一部分的人则不然，他们可能会希望一伙人继续下去，直到他们也挣到了足够的钱能让他们休息一段时间再停手。这种南辕北辙的心态，其结果就会是内部冲突。因此，其实是非常理性的经济考虑催生了所谓的海盗“平等主义”(要是你想这么称呼这种现象的话)，而不是半社会主义的海盗意识形态催生了这种“平等主义”。

请勿吸烟

        海盗管治要取得成功，其所需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预防“负外部性”。海盗章程为了实现这点，就订立了规则，细致地约束那些可能会引致恶性意外的活动——这些意外是会有损船员之间的更广泛合作的。以罗伯茨船长那条船上的海盗章程为例，这份章程就要求他们的船员将其武器保管好，又或者以菲利普斯船长的海盗章程为例，看看他们又是怎样约束“负外部性”的：

        如果有人没做好武器保洁工作使得开战时这些武器不好用了，或者有人玩忽职守，那么在分配战利品时这些人的所得份额将会被扣减。

        罗伯茨海盗章程里还对喝醉的船员有所限制，不让他们发出噪音，好让那些没有喝酒的海盗能好好睡觉，并且“阻止他们(指喝醉酒的船员)的堕落”。此外，该章程还禁止在船上打斗，因为打斗会损害全体船员的战斗能力。同时这个章程还禁止诸如赌博一类可能会引发打斗的活动。基于类似的顾虑，有些海盗团伙的章程还会禁止女人(以及年轻小男孩)出现在船上，因为他们的出现，会导致船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可能引发打斗。曾有一名海盗手中的俘虏评论道：“在避免内部骚乱这一点上，这可是一条很好的政治规则，而且还得到了严格执行。”类似的，一些海盗船上还会禁止某些危险活动:在满载易燃易爆物品(例如火药)的地方开枪或者抽烟。根据约翰-菲利普斯那条船上的海盗章程所写，“如果有人开火，或者在没给烟枪套上保护套的情况下在货舱里抽大烟，又或者是提着没加上灯罩的蜡烛，那他将要接受前一条章程中所提及的惩罚”。

        海盗们通过立法监管而不是创立私有财产权来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其所秉持的理由和大学宿舍是一样的。以海盗身处的特殊情况看来，立法监管的成本更低。尽管从原理上讲，海盗也可以创立私有财产权来克服这些“负外部性”，但是，就拿要在货舱里抽大烟的海盗为例吧，如果他要和每一个海盗都分别谈判一番，以敲定他要分别支付给他们多少钱来买下他的抽烟权利，那这当中的交易成本未免太高了。相反，要是通过订立规则禁止在货舱里抽烟，成本就相对不那么高昂了。

海上强盗们的安全网

        海盗章程还满足了成功管治所需的最后一大特征，即供应公共物品。在海盗这里，公共物品指的是某种早期的社会保障或者说劳工赔偿，供应公共物品就是通过设立这些保障或赔偿来激励船员们全力以赴工作。海盗章程里明确规定了，在战利品开始按海盗协议中所订立的薪酬结构进行分配之前，必须先从当中拨出一定数量的战利品来补偿那些在工作岗位上受伤的船员。罗伯茨船长的海盗章程中，其第九条这样写道：

        假如有人在工作岗位上失去了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或者变成了瘸子，他将可以从公共物资中提取800西班牙大银币的补偿；至于其他受伤较轻的，也会相应地获得补偿。

        某些海盗的劳工赔偿方案可是非常详细的。失去不同的肢体会获得不同的补偿，这也反映出了在海盗眼中，不同的肢体价值不同——这些价值主要是与工作目的紧密相关的。

        此外，至少在一伙海盗当中，残疾保障是会无限期持续支付的；这条船上的海盗章程是这样写的：“要是有人如此不幸地在战斗中失去了四肢之一，那他将可以获得150磅，并且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直和同伴们呆在一起。”想必是要持续从船员们的“公共物品”中划拨一定份额供养残疾同伙了。海盗式“社会保障"能够激励每一个海盗都倾尽全力，或者说，至少能削弱消极怠工的动机。这样一来，就提高了海盗们通过杀人越货获取利益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激励大家倾尽全力，海盗章程中还包含有奖励规定,会从共有的钱财中划拨额外的奖金奖励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出非凡勇气的船员，例如第一个发现潜在目标的船员等。以西印度海盗的规则为例，“那些行动果敢并且通过实际事迹展现出非凡勇气的船员，或者那些俘获了一条船的船员，都应该从共有战利品中分得奖金”。类似的，爱德华·洛那伙人的海盗章程里第八条写道，“第一个发现目标船只的人，理应获得船上最好的手枪或者一件小型火器”。这些奖励肯定都发挥了效力，因为约翰逊曾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注意到，海盗的瞭望警戒工作做得很好，因为根据他们的章程，第一个看到远方船只的人，在大家最终认定那船只是值得下手的猎物并且成功俘获之后，将得到船上最好的手枪。他所得到的奖励，远超过他应得的分赃份额。”

        由此可见，海盗章程具备了成功管治所需的三大特征。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是在没有政府协助的情况下自行做到的。由于海盗宪章又短又简单，它们不可能涵盖所有可能会影响一个帮派的各种偶然事件；从这个角度看来，它们总是不太完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某件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船员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像“法官”一样针对那些没有明确写进章程里的不明情况做出判断，看看该应用哪条规定或者某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该作何解释，“万一大家对这些法例的理解有疑问，并且引发了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有人违反了这些法例的话，那就要任命一个裁判委员会来解释这些法例，并且就存有争议的案例进行裁决”。由此而产生的“海盗法庭”(通常人们都是这么称呼这样一个组织的)就为海盗宪章创设了一个类似司法复核的流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关于海盗宪章，我们在上面曾提及其一大重要特征，但我们尚未对此进行详细探讨。这个特征就是，他们是如何执行全体船员所达成的共识的。海盗们为什么要达成这些共识呢？简短点的回答就是要提高他们的赢利能力，复杂点的回答就是对宪章的一致看法能从三个方面提升海盗的赢利能力。

        三个方面中，理解第一个方面的最好方法就是搞清楚进行管治时所产生的两类成本有何差异之处——这种差异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以及本应获得诺贝尔奖的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发现的。其中一种成本叫“决策成本”。

        “决策成本”就是订立一套管治社会的规则时所要付出的成本。就各条可彼此替代的规则抒发自己的赞成或反对意见并就此展开辩论，然后再对不同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这就是“决策成本”的两种展现形式。当投票人数不多的时候，这类成本就不高。但当投票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成本就会变高了。另外一个影响决策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就是决策时所使用的投票规则。投票规则的一个极端就是独裁统治，由于在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人能决定这些规则。因此，在独裁统治下，决策成本是极低的。

        投票规则的另一端则是全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就此投票，最重要的是，由于要获得每一个人的同意，就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其他潜在的资源来说服大家接受提案。因此，在需要取得全体一致的决策过程中，决策成本是极高的。

        进行管治时会产生的另外一种成本叫“外部成本”。外部成本是由那些对最终决定下来的规则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所要承受的成本。 “外部成本”会有多大，取决于社会进行决策时用的是哪种投票规则。以一部新法为例，要是只要有10%的选民同意它就可以获得通过，那管治的成本就会非常高了，从原理上看，这样一部新法要是获得通过了，那将有90%的人反对这部法例。比较靠近这个区间另一端的情况是，例如要求获得绝对多数人的同意才通过一部新法，那“外部成本”就会低得多了。在这样的投票规则下，只有数量相对较少的一群人要在自己所反对的法例治下生活。而这个区间另一个极端就是全体一致，全体一致决策方式下的“外部成本”为零。

        当需要获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同意才能通过规则时，决策成本将会变得更高，而外部成本将会同时变得更低；有鉴于此，面对进行管治时所产生的这两种成本，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我们当然想让管治时的总成本最小化，但当我们尝试降低决策成本时，我们就会让外部成本升高，反之亦然。那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当我们试图降低其中一类成本时另外一类成本将会升高多少。譬如说，如果需要定夺的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那么，接近“全体一致”那一端的决策方式也许更为高效。因为对一个重要决定来说，持不同意见者所承受的外部成本将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以稍高的决策成本来防止产生更高的外部成本是值得的。

        例如，如果一个社会要决定允许个人赚得多少钱，那么全体一致的决策方式会更为高效，尽管这意味更高的决策成本。但如果需要定；夺的是一件甚不重要的事情，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譬如，规则该:写在哪种纸张上一一在这种情况里，由于获得全体一致的成本极高，而以简单多数方式或者独裁方式决策时产生的外部成本却非常非常低，那么一种只需要获得小部分民众支持的决策方式将更为高效。

        以上推论解释了为何海盗们需要就他们的章程达成全体一致。由于这些章程建立了一整套规则体系，同意这些规则的海盗将需要在其余下的海盗生涯里与他的同伙一起生活在这些规则的统治下(这些规则包罗各个方面，从禁止偷盗，到分赃方式，到劳工补偿，都涵盖其中了)，因此，当有海盗不同意这些规则但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时，他所承受的由全体一致决策方式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将十分巨大。这种情况与我们在第1章中所探讨过的用“简单多数”的方式选出船长或者舵手的做法大不一样。

        从经济学角度看，选举时采用简单多数方式比起全体一致方式更为合理，因为尽管选择何人为船长和舵手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比海盗以及他们在船上的头头需要遵从的整套规则体系来得重要。由于选择船长和舵手时的外部成本相对较低，为了降低决策成本而接受一些额外的外部成本是有道理的。因此，和制定宪章不同，海盗们都是以简单多数的方式来选出船长和舵手的。

        海盗们在制定宪章时需要达成全体一致的第二个原因又要归结到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头目们的压迫行为。还记得吗？海盗们通过民主选举船长以及舵手并在他们之间分权来制约船长可能出现的压迫行为；舵手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他，船长就会独揽所有这些权力了。因此，舵手负责分发战利品和补给，并且对违反规则的海盗加以惩罚。通过将此类权力转移到舵手那里，海盗团伙就可以对船长的权力加以制衡了。但是，又该如何防止舵手滥用权力，防止他在执行任务时剥削自己的船员呢？

        民主选举产生舵手这种做法是对舵手权力的一种制衡，而海盗宪章就是另一种制衡了。海盗宪章通过明细列出各项法规、补偿方式以及惩罚措施来限制舵手在其岗位上所做出的决定。由此，他在行使船员们所赋予他的制衡船长的权力时，其可以发挥的空间就被收窄了。例如我在之前所指出的，某伙海盗的宪章中会写明，瓜分某一趟打劫行动的战利品时，每个海盗各可以获得多少份额。这就约束了舵手在赃物分配方面的话语权，从而也使得他难以欺骗船员。

        与之相似，海盗宪章中还会明确列出，每一种伤对应地各可以获得多少赔偿，从而也限制了舵手在这个问题上欺骗整船海盗。海盗宪章还具体写明了对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该作何惩罚，并且写明海盗们保有就惩罚严重违纪行为的方式进行投票的权利——这也对舵手惩罚船员的权利有所约束，如此一来，也就使得他难以虐待船员了。

        海盗宪章不但设立了要求舵手遵守的规则，里面还包含了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常识”——一种旨在让船员们明白舵手在什么时候算是越权了的常识。由于海盗宪章清晰地勾画出了舵手管理船上规则时所需遵守的指导原则，并且已获得了海盗们的一致认同，所以每个人都会明白舵手在什么情况下算是越权了，并且会一致同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是一种越权行为。这就使得海盗们面对舵手滥用权力时会有一致的反应——罢免他然后重新选举。

        既然舵手也明白每一个人都认同用以管理这条船的规则，而且由于宪章已经将舵手需要执行的规则明晰列出，那么他们也会明白，他们是不能出格不得滥用权力的。要是一个舵手敢滥用权力，也许全体成员都会起来反对他。

        历史记录也证明了海盗宪章在这方面的效力，其证据就是有关舵手滥用权力的罕见记录——同样重要的是，当舵手真的滥用了权力的时候，有证据表明，船员们成功地将这一滥用权力的家伙拉下了马。例如，在1691年时，舵手赛缪尔·伯吉斯(Samuel Burgess)在分发食物时欺骗了他的船员，于是船员们驱逐了他。类似的，当约翰·高(John Gow)的副手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变得粗暴而且不守规矩的时候，他的船员“在他身上捆满铁块”，并且“决定将他放在一艘被他们俘获的船上”，“并且根据副船长的指示，在与他们所见到的第一艘英国军舰相遇时将他扔到那艘军舰上，好让英军对他施以绞刑”。

        最后，海盗们需要就其宪章达成全体一致的第三个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和谐，并且“防止在想要成为海盗的人中引发争议和打斗”。在没有政府来维持和平秩序的海盗船上，想要避免取而代之的私人管治体系负担过重的话，将一群认可同一套规则以及薪酬架构的海盗聚拢到一起就非常重要了；对宪章的全体一致看法让海盗们在一开始就做到了自我归类认同，从而能将这些海盗们聚拢在一起。这不但能杜绝就事情该怎样处理时持有不同意见的海盗们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一旦冲突爆发，那就说什么都太晚了)，还能加强这套最终敲定下来的规则的执行，因为没人可以在违反了船上的某一条规则后还可以自辩说他不清楚这条规则或者说他不同意这条规则。换句话说，就宪章所达成的全体一致意见让大家都清楚知道怎样算是违反了某条规则。这就有助于规则的实施执行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认同违反规则的具体定义，并会因此支持舵手按宪章所列执行惩罚措施。于是，宪章中所列明的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能对潜在的违规者形成足够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得这些潜在的违规者有足够的动力遵守他们当初同意遵从的法规。

        海盗的私人管治体系是非常成功的，这点从海盗事业的兴盛中就可以看出来了。18世纪时某位深具洞察力的水手就曾总结出其中的原因，他说“(海盗)们虽然都是大盗，但在他们之中，要是没有了(这些宪章)，他们就会和没有地基的建筑一样支持不了多久的”。为了让他们的犯罪组织保持完整并且能实现同伙之间的合作好成功拿下目标船只，海盗们需要一个“基地”。由于海盗们都是法外之徒，政府是无法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基地”的。但没有政府并不意味着没有管治；海盗们创立了私人体系来管治他们自己。克服了必然会有的自私自利、混乱无序、意见相左以及暴力违纪行为，他们勉力实现了令人惊讶的秩序与合作，在他们的船上打造出一个平和的小社会。

        也许和17、18世纪时的海盗宪章最为接近的东西就是由17、18世纪时的新英格兰定居者们打造出来的清教徒教会“契约”；当然了，它们的内容和“海盗章程”中的内容大有不同。而且，教会协约不像海盗宪章那样有详尽的说明；因为清教徒们本身已有一份足够详细的文件了，那就是《圣经》。但是他们的契约和海盗宪章还是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也通过了这份契约实现了对他们这个团体中的成员(也就是教会成员)的私人管治，并且为管治权力提供了一个获得大家认可的基础。

        海盗们不是清教徒。设立这些规则完全是因为他们像罗伯茨船长那样认识到，“如果这帮人还在乎维系这么一个令人厌恶的组织，那遵守这些法规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亚当·斯密是如此描述这种情况的：“由于社会只有在人们能勉力遵守维护正义的法规时才能维系下去，所以，在那些没有广泛约束损害彼此的行为的人当中，社会资源交换是不可能发生的；对此种必然规律的顾虑就是我们认同要以惩罚违规者的方式来执行实施正义法规的基础。”亚当·斯密谈论的是合法社会，但他也有可能是在谈论海盗团伙。

        为了保证获取利润，海盗们需要进行合作；而且他们只有在防范了冲突、维持了秩序并且能让人有动力在海盗船上努力工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合作。简而言之，海盗们设立宪章并且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则就是为了实现他们追逐利润的目标。海盗们自身的利益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最大保障全维系于此”。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正是由于海盗有这样一套管治体系，他们的船上甚至比许多商船、皇家海军舰艇甚至是英国殖民地更为秩序井然、更为和谐。就如某位18世纪的观察家所推述的那样，“在海上，他们秩序井然地各司其职，甚至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做得更好，海盗们深以他们找对做事的路子为傲”。

        海盗行为VS经济学

        ☠尽管海盗们目无法纪，但他们并非毫无规则。和所有社会一样,海盗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管治，于是他们设立海盗章程，用于奖惩，以此来实现秩序和合作。

        ☠海盗们设立宪章并且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则就是为了实现他们追逐利润的目标。海盗们自身的利益让他们明白到“他们的最大保障全维系于此”。

        ☠海盗们限制了自身那些会产生重大“负外部性”的行为，一方面他们让那些制造“负外部性”的个体将其行为所引发的成本全部内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了监管。

        ☠海盗管治要取得成功，首先就要防止冲突并且让海盗船和平有序。海盗章程通过禁止两种最容易搅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来实现和平有序，这两种行为就是偷窃和暴力。

        ☠海盗章程并不仅仅是一套简单的法规合集，它们还决定了这些法规应如何确立以及执行管治的头目们应该如何选出。

        ☠为了避免人类与生倶来的情绪突然爆发甚至严重影响他们的发财大计，海盗们索性消灭了最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潜在源头——物质上的严重不平等。他们保留了一定递进性质但又几乎以均等的形式对战利品以进行分配。

        ☠海盗式的“社会保障”能够激励每一个海盗都倾尽全力，或者说，至少能削弱消极怠工的动机。这样一来，就提高了海盗们通过杀人越货获取利益的能力。

第2堂课把你的乌托邦留在马达加斯加

中心课程：让你的生意本身来引导你对管理组织的想法，而不是让其他事情来引导你的想法。

阅读书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发  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

        合法企业在尝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海盗船也会遇上。在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两点：一是要防止那些位高权重的企业成员做出一些自肥的行为，二是要激励工人们为实现企业目标做出贡献。如前面所说，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媒体的报道都已经曝光了很多不可靠的企业领导人，他们盗用企业资金、欺瞒企业财务状况，还会些损害员工利益以自利的行为。反过来，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想起那么一两个我们认识的雇员，他们不但工作不够勤奋，而且还会从公司的储存室里顺走某些东西，一旦工作期限临近就随时装病，而且总是在办公室“厕所”里呆上很长时间——长得都超出了人类肠胃的可能极限了。不诚实的员工并不会像不诚实的首席执行官那样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他们至少都是很常见的。

        这两种问题(一种源自企业领袖，一种则源自可怜的员工)都会对企业的运作能力造成消极影响。而它们都有同样的根源：就是无法让管理层与员工的激励调和一致。当然了，在海盗船上，此类问题的体现形式和它们在现代合法企业里的体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但它们同样会对海盗“企业”的成功构成威胁。例如，不像现代企业里的管理人员通过在账簿中做手脚自肥，海盗们可以通过偷窃其同伙、中断其同伙的伙食配给以及在其他方面滥用权力而自肥。类似的，海盗们不会在“厕所”里流连忘返，但他们可以在战斗时躲在后面或者将赃物藏起来不让其同伙找到。

        就如这本书前面的一些章节所探讨过的，海盗们克服这个激励一致的问题，靠的主要是以运作企业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团伙。为了防止船长做出自肥行为，海盗们就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他们的领袖并且将权力分散到其他成员手里，例如舵手的手里。在这种组织形态下，船长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最好方法就是满足其同伙的利益需求。要是他做不到，他的同伙就可以罢免他。为了防止成员们玩忽职守，海盗组织就让所有的成员都处于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的地位上，让他们都成为企业的“股东”。这就加强了每一个海盗的努力与其自身所能得到的收益之间的联系了。为了防止海盗成员搭便车，海盗章程设立了奖金，用于奖励那些展现出非凡勇气的海盗，以及那些最先发现目标船只的海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团伙成员们有权就某个海盗所应得到的赃物份额进行投票。这就使海盗们可以奖励努力工作的人同时惩罚那些懒鬼。海盗章程还会给海盗们提供补偿金，这就减少了可能的伤患给海盗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将团伙成员个人之间的激励调和起来——无论是在“普通”海盗之间还是在“普通”海盗与他们的头目之间。

        而现代的合法企业也是采取类似的步骤来克服上述的“激励调和”问题的。有些公司会有利润共享协议，让他们的员工持有股票期权，使得员工可以和企业的成功在整体上有更紧密联系，还会让工人所担任的股东在公司管理层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现代企业为了实现激励调和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海盗们所采取的措施类似，是缺憾甚多的。但它们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的，否则的话，这些企业又怎会像海盗一样采取这些措施呢。

        “工人民主”(有时也被称作“工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对这样一个事实甚为津津乐道——海盗船上有大量的内部决定是通过全体投票来产生的。19世纪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就是这些支持者中的好例子。金斯利认为海盗船是“工人阶级合作”活动的一个大好例子，他曾在他创作的诗歌《最后一个海盗》(The Last Buccaneer)中对此加以称颂。21世纪的工人民主拥护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企业都应该由一群雇员来管理。应该由工人来选举经理和首席执行官，还应该让他们有权参与决定是否雇用或者解雇其他人、让他们来投票决定企业的生产活动、员工及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些拥护者认为，企业资本主义的“邪恶”正是来源于很多企业内部所存在的甚为独裁的管理架构——这些管理架构使企业管理层有机会通过牺牲雇员来中饱私囊。“工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创立一个更为平等因而更加“公平”的企业收益分配模式。

        但是，这些“工人民主”拥护者忽略了一点——驱动海盗实行民主的，恰恰是对利益的追求。在海盗们所运作的独特经济环境中，激进的民主式管理自有其道理。就如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海盗们需要这样的组织形式。事实上，这才是海盗们采用这种组织形式的原因。但是，海盗们在其所生存的特殊环境中采用的民主管理形式有其合理性，并不代表这样一种民主管理形式在任何企业里都是合理的。在不同经济环境中运作的不同企业，自然会找到各种能有效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形式。

        对不同的企业管理方式而言，好几种具体的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它们的赢利能力。例如，对每一个大型企业来说，要是通过“工人民主”来做决策，那么其决策成本必然会过大，从而无法实现成本效益。类似的，对那些需要从外界大量举借资本的企业来说，让来自外部的金融家在企业内部拥有一定发言权是合理的——尤其是应在管理层中拥有与其所投下资金(他们可是在拿这些资金冒险)数量相当的发言权。当企业的主要运作活动是由一小群投资者来出资支持时，让企业里面包括工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有权影响企业决策会导致效率低下。例如，在企业股本中占有非常小份额的工人要是投票拥护某些高风险决策，那当这些决策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时候，他们所需要承担的损失也比其他人小得多。实际上，他们可以将这些高风险决策所带来的代价转嫁到企业的主要投资人身上一他们要承担的风险可要高得多。因此，工人们就有动力投票拥护某些高风险决策了——可同样是这些决策，当他们也需要全盘承担这些决策失败所带来的后果时，他们就会觉得这些决策风险过高了。

        但是海盗行当的特殊性使得这样的问题不会出现在海盗船上。风险投资人不会投资支持海盗“企业”，而海盗也不会需要除了他们自己抢来的资本之外的其他资本，因此海盗团伙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投资人，并且也是这个海盗“企业”其中一名持有人，而不仅仅是这个企业里的工人。要是海盗们也要求风险投资人给他们投资，他们的管理架构看起来就会很不一样了——为了保护企业主要投资人的利益，他们的管理就不会那么民主了。例如，雇佣海盗所从事的勾当基本上和海盗差不多——在海上行劫。然而，由于他们是合法的企业，因此他们就不能像普通海盗那样依赖盗抢行为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资本，他们需要外部投资人来提供他们运营所需的资本，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雇佣海盗会采用一种比较专制的管理方式。例如，雇佣海盗的资助人会任命雇佣海盗船上的船长，而不是由船员来推举船长。即使他们从事的活动基本上和海盗一样，但由于雇佣海盗所面对的经济状况有所不同——也就是他们需要外部资本支持，所以雇佣海盗赢利能力就决定了他们会有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管理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和商船上的管理组织形式很相似。

        那些大型的现代企业，要是他们的工人也能像海盗那样，平等地全资“资助”他们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也可以采用和海盗类似的民主管理方式。但是，绝大部分的工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种资助。还有其他一些，则是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不愿将自家财富的颇大一部分投资到自己所工作的企业中；这倒也很合理。对于这些企业里的工人而言，让那些有着雄厚财力并且有能力承担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的专业人才来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本反而更好。但是，要吸引这些投资者，工人们就不能期盼自己能在企业里和这些投资人平起平坐、拥有同等分量的发言权了。企业要是不想从外部融资，还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刻意地减产，并且通过限制工人们所需的资本来降低工人的工资，这种方法使得企业内部可以有更加民主的管理方式,但同时会显着地削弱企业的臝利能力。

        对那些未来员工乐意并且也有能力提供公司所需资本的极小型公司来说，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例如，要是三个有酒吧招待经验的朋友将他们各自的资源拿出来一起开了一个小酒吧，他们同时也是这个酒吧的员工，那么他们将彼此之间的合作方式打造成“工人民主”那样的组织形式，让当中每一个朋友在与生意相关的决策上都有平等的投票权，那也许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此种安排的决策成本是不高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取悦任何外部的资本供应者或者类似的角色。不同类型的企业所面对的并不相同的成本和收益(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经济背景所引致的)决定了不同形式的管理组织的赢利能力，以及企业采用这种管理组织形式的合理性。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所谓的“通用”的高效管理组织形式。对某个企业来说在组织形式上是高效的，对另外一个企业来说也许完全就是“汝之熊掌，吾之砒霜”。要是我们仅仅因为海盗船上的民主式管理或者是其他组织中的民主式管理十分有效就得出结论说，民主式管理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因此说例如沃尔玛这样的企业都应该推行民主式管理，那这与看到由父亲或者母亲全权决定家里一切的“家庭管治”十分有效就得出结论说独裁统治是“最好”的管治方式，因此说美国政府也应该推行独裁管理有何不同？毫无疑问，这样的结论是荒谬的。家庭内的小政府和美国政府所需要管理的人口数量并不一样，其运行背景也不一样。那些大而化之地断言工人民主的优越性要高于其他一切企业组织形式的人，其实就是在暗示说有这么一种“通杀”的管理方式，但事实上，这样的管理方式并非处处适用，而且用武之地很少。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都会倾向于用能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来组织企业。这并不是说企业永远不会犯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引导企业通向正确管理道路方面，利润动机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有人坚持要说我们该从海盗的“工人民主”那里学到什么的话，我们所应该吸取的精华不是对民主管理的普遍渴望，而应该是对准许利润动机驱动企业建立其组织形式的普遍渴望。

第三章诡诈的骷髅旗：黑色骷髅旗背后的经济学

        ☠一艘看似平常的船，礼貌地打过招呼，缓缓地接近你，你看到了英国国旗，于是你做出了礼节性的回应。然而，当那船身渐渐靠近，你才发现了那改装过的船身如此诡异，英国旗子早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骷髅旗，狰狞地回望着你。这面“快乐罗杰”的旗子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传说中背后的破坏性令闻者丧胆、见者失色，从而丧失掉战斗力。于是海盗们凭借着这样一面旗子横行海上，称王称霸，令人奇怪的是，有时仅仅只是了了几个海盗竟也能扯上这样的骷髅旗，咋咋呼呼几声，就皞获得丰厚的回报。

        一艘吨位达到200吨的大船出现在海平面上，远远地看去，它似乎没有什么恶意。看起来就是一艘运送货物前往殖民地的商船，在这个水域中很常见。你的直觉是对的！船上飘扬的英国旗帜证实了这一点——那是一面红色的旗帜，左上角还有联合王国的标志。当它驶近的时候，它会向你致意，而你则要向它做出回应。你预期会看到标准的客套行为——也许它还需要你施以援手。然而，当这艘船越靠越近的时候，你也开始怀疑了。它应该是一艘商船，但却有多处已被改装过；更为凶险的是，它不是按照惯例鸣枪6下，而是一下子就开了20多枪。这只怪兽的甲板上空无一人，而它的船楼和后甲板也已经被移走、降低。所有繁复多余的装饰都被拆走了，只有火炮还在上面，这艘看起来似乎无害的商船原来竟是一艘临时打造出来的凶恶战舰。

        当这艘船靠得更近的时候，船上那帮让人害怕的船员也现身了。150双五颜六色的眼睛居高临下地死死盯着你。当你抬头向上看时，你其实就是在仰望死神的头。就在刚刚还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地方，现在换上了一面破破烂烂的黑色旗帜。那上面绣着的骷髅头骨正残忍地回望着你。这样一艘临时打造起来的战舰原来是一艘海盗船！它对着你的船头打了一发炮弹以示警告，然后你就听到了海盗船的船长拿着一个大喇叭对你大喊大叫，要求你的船长出来投降。你理所当然地惊慌失措了。那你要怎么做呢？

        你可能会试着逃跑。但是你的船笨重缓慢，他们的船却因为经过改装而敏捷迅速，你根本就没有太多机会可以逃跑。你也许可以试着打败那些脑满肠肥、行动不便的乌合之众，可他们却有着150人之众，你却只有15人。还有，他们的枪支数量是你们的4倍。最重要的是——要是你秉持着自杀的冲动决定冒险与他们死战到底，你得明白，万一你输了，他们是绝对不会仁慈待你的，你会死得很惨。他们的旗帜不只是用来展示的，它在明明白白地昭示着，要是你居然莽撞得要反抗聚拢在这面旗帜之下横行海上的人，你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你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向这些武器精良的掠夺者投降，而这恰恰是他们所期待的。

        也许所有的海盗标志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一个头骨加上两根交叉骨头的骷髅图案了。一艘船桅上空无一物、没有了气势汹汹的黑色骷髅；旗高高飘扬的海盗船实在是让人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形象和大家对海盗所形成的共识完美相合，它几乎就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一面骷髅旗看起来更像是好莱坞制片人的想象力作品，而不像是一件真的出自海盗之手'的玩意儿。然而，骷髅旗却的的确确是出自海盗之手，并且是海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海盗们称这面旗为“快活罗杰”(Jolly Roger)，而这面旗曾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来帮他们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做个成功的海盗并非易事。尽管海盗都是来自普通水手中，可他们并非那些只会在某个地方抢劫过路船只的一无所长的雇佣打手，他们也不会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广袤的海洋中。尽管约翰逊船长曾如此描述海盗们“开展业务”的过程，“像只怒吼的狮子一样四处游荡，寻找可以大快朵颐的猎物”，可事实并非如此轻松简单。就以正在阅读此书的读者为例，大家肯定不能随随便便就下定决心去“做一笔买卖”——这是海盗们的说法，也是“他们海盗营生的行话”。

        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就需要知道如何驾驶一艘上百吨位的大船(更别提要高效地做到这一点了)。要是你的航海技能粗疏不过硬的话，那你就要倒霉了。就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海盗们连航海天文钟都用不上——这玩意儿能让你精确地确定你身处的经度，可在那时候它还没问世。那时的海盗们依靠一种叫做“航位推测”(dead reckoning)的方法来导航。这种导航方式确实如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复杂。为了做“航位推算”，首先你得确认自己身处的纬度，为免你的希望完全落空，在做这一步时你可以有个工具帮帮忙，这工具就是“反向高度仪”(backstaff)，或者也叫“戴维斯罗盘仪”(Davis quadrant)，这是以其发明者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船长的名字而命名的。

        这个反向高度仪由几根木棍构成，当导航人拿着它面向自己的脸时，他可以通过其中一根木棍在正午时所投射下来的阴影与地平线的位置来即时观察出太阳所处的位置；这就使得观测者能通过太阳相对于地平线的高度来推测太阳的高度，此后，通过一系列记录一年内每一天中太阳相对于赤道的倾斜角度的表格，他就能描述出船只所处的纬度。当你在一个地点量度好你所处的纬度之后，你就可以通过测量你做完最近一次纬度观测之后的速度与方向来推测你所处的经度。

        这一步又是怎样完成的呢？这就要通过投掷船边绳索上的“拖板计程仪”(chip log)来完成，这个“拖板计程仪”的边上还有一个用来记录速度和方向变化的“钉板”(pegboard)。可别把这个过程中粗陋之处误当作简单之处了。给海盗船导航还需要对海上各个区域的洋流、方向有着深刻的认识，还要对偏航有着恰当的了解。和18世纪早期的所有航海活动一样，做好一个海盗，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但是，要做个成功的海盗，你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导航的专业知识。你还需要将你的航海技能与你在海上施展出来的灵活自如以及你的敏锐判断结合起来，此外你还需要有追赶、逃跑的能力，当然了，带领你的船只与人开战的能力更是少不了的。试着想象一下吧，你要利用洋流以及风向在瞬息之间的变化，运用战略逐步接近你的目标猎物，同时还要预测目标猎物接下来的动作以及他们对这些变化所做的反应，于是你也要预见你们自己接下来的动作，期间你要一直将目标猎物包围起来同时准备一战。也许你觉得这听起来很艰苦，嗯，做海盗就是这么艰苦，事实是比这还要艰苦。海盗船是不可能像小松鼠玩水滑梯那样在某些航道上招摇出没的——火炮闪闪发亮、船员高声尖叫？算了吧，这样大张旗鼓地吓唬自己的目标猎物，看起来更像是在猎狐，而不是在打彩罐。

海盗们的诡计

        其他事情也同样复杂困难。处于上风位的船只比起处在下风位的船只航行得更快也更灵活。当风在背后推着你走的时候，比起那些迎风航行的船只，你就会走得更快也更容易适应风向的变化。因此，海盗船要努力让自己处于目标猎物的上风位；这可不是简单地让自己的猎物处于迎风面，海盗们在获取有利位置的过程中必须显得毫无威胁，要是可能的话，最好显得对目标猎物毫无兴趣。此外，风向和浪潮的情况也制约了船只的动作。任何一个错误的动作都会引起目标猎物的怀疑——例如移动得太快或者太敏捷就会引起怀疑。就如前面所指出的，海盗们会为了提速而改装他们的船只，因此海盗船比起大多数商船都要快很多。要是一艘船航行得太快或者太灵活了，那就会让目标猎物想起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海盗旗，让其警觉有可能是海盗在试图接近。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海盗要低速地接近目标，而不是鲁莽地全速冲向目标，因为这样做只会把目标吓跑。同样地，处于猎物的上风位有利于实现这一点。因为海盗在一开始要用不那么明显的方式接近猎物，然后，当接近了目标并被对方察觉其企图之时，他们就需要一下子全速前进了，面对一个处于下风位置的猎物，他们会比较容易做到这点；面对一个处于上风位置的猎物也是可能做到这点的，但就会遇到更多困难了。

        为了和目标猎物离得足够近以更容易俘获他们，海盗们会用到几种诡计。

        首先，他们会挂上合法商船所用的旗帜。海盗们获得这些旗帜的方法和他们获得其船只的方法是一样的——从被他们洗劫一空的商船船员那里抢来的。一艘海盗船上可能会备有一批标志着不同国籍的旗帜，海盗们会根据自己所航行的水域以及潜在目标的国籍来确定挂哪一种旗帜。在17世纪和18世纪，旗帜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各艘船只之间没有太多的方法用以确认彼此的身份；于是海盗们就利用了这一点，以友好方的旗帜来蒙骗他们的猎物，使得他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那些尚未警觉的猎物，一直接近到他们无法再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为止。

        其次，海盗们蒙骗目标猎物的一个策略就是建造一个帆布掩体，通过给这些掩体涂上颜色来使人无法辨识藏有炮门的船身。这能让海盗船看起来不像是全副武装，显得更软弱可欺，更像是一艘商船。如此一来，才不会早早把目标猎物吓跑。相反，商船也会耍诡计，但他们的做法是在船身上画上炮门，或者是将木制的假枪放到船上，好让自己看起来似乎全副武装，希望让那些潜在的袭击者相信他们有着良好的战斗力从而不敢贸然下手。例如，17世纪晚期的商船水手爱德华·巴洛(Edward Barlow)就曾这样描述他所在的那艘船，这艘吨位达到280吨的商船上“有24杆枪，但其中两杆是木造的假枪，这些木枪都只是摆设，好让我们看起来似乎有更多的枪”。

        最后，海盗用以掩藏其真实企图的伎俩还有在甲板上摆些鸡笼、货物，好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艘商船。为了掩饰他们的速度，海盗们有时还会将一些桶固定地绑在一起然后扔到船尾后，这样船只就会拖着这些桶前行，其速度就会大大降低。这就使得海盗船能低速地接近目标同时又不引起目标的怀疑。一旦目标已在其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海盗们就会割断绳索扔掉那些桶，让船只像有涡轮发动机推动一样突然加速前进，在目标猎物的惊讶不已中冲到他们面前，而此时他们已经无处可逃。

        正是由于海盗们运用了这些诡计并且还改装过其船只，使得这些船只比他们所要劫掠的商船更快更灵活，所以要是沦为海盗目标的商船想要逃过海盗的袭击，商船船员们就必须在企图接近他们的船只离他们还远的时候就作好决定。这并非没有可能，但就如历史学家安格斯·康斯坦(Angus Konstam)所指出的：“这种做法并非总是可行或者可取的，那些为了逃避每一艘陌生难辨船只而大大延长了航程的船长们不会从船东那里获得多少(额外)时间。”而且，友好船只之间互相致意并请求停船施以援手或者交换信息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要是海盗们通过瞒骗让一艘商船停航了，那这艘商船无疑已经成了海盗们的囊中之物。这时海盗船就可以停靠在商船旁边，然后就在这么近的距离上，(要是有需要的话)开始投掷一种临时打造的“手榴弹”(他们管这玩意儿叫“手榴蛋”)。那是一个塞满火药、金属碎片以及引信的玻璃瓶，或者投掷“恶臭弹”，那是一种与手榴弹形似的早期催泪气体，只不过里面塞满的都是些死鱼烂肉或者其他可以在船上找到的腐烂物体。一本名为《斯特梅船长杂志》(Captain Sturmey’s Magazine)的17世纪刊物就曾指导水手们该如何制造有效的恶臭弹。上面所列出的成分清单看起来就像是巫婆酿造饮料所用的清单：

        102克火药，船钉60颗，焦油201克，硝石81克，硫81克，用文火将所有东西融到一起，当融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加入21克菜渣、61克马蹄的锉屑、31克阿魏油、11克Sagapanam以及半磅从抹刀上刮下来的恶臭腻子。

        唯一缺了的“饮料”成分就是蝾螈的眼睛了。不消说，一枚调制恰当的恶臭弹会在商船船员当中发挥奇妙的作用让他们通通晕头转向，这样一来，海盗就可以登上商船了——他们是用抓钩登船的。

        但海盗们不是非得到这种可以抛出抓钩的距离才能“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因为海盗船上的火炮和船员们一样都是样式混杂的。船上典型的火炮(正式称谓是“枪炮”)有4〜6磅的份量，海盗们一般叫它“走狗”或者“猎鹰”。除了这种小型火炮，海盗们还会用上大型点的火炮，包括8磅甚至12磅左右的火炮。一门“猎鹰”可以击中一英里以外的目标，大型点的火炮甚至可以相应地击中更远距离之外的目标。至少，当他们离目标船只还很远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发炮警告了。但要击毁目标船只的船身就需要近点了。但在500码[⑨]的距离上，一门“猎鹰”的有效射程可不是闹着玩的。海盗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选择弹药，他们会根据手上弹药的情况和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来选择弹药。当然了，他们除了有传统的炮弹(也就是实心弹)，还会有葡萄弹(滑膛弹与其他金属零碎的混合体，当它被火炮发射出去的时候，能实现一种类似篏弹枪开火的效果)，还有连环炮(两个炮弹同时被海盗用绳索或者锁链连在一起用火炮打出)。由于连环炮射击面更广，因此它所能造成的破坏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以山呼海啸般的气势把船桅炸倒让其在空气中颓然折断。

        海盗所拥有的武力优势，再加上我们心目中赋予他们的那种嗜血、好斗的穷凶极恶形象，这一切似乎都昭示着海盗乐于开战，而且还会恶毒地希望用轰隆作响的火炮与铿锵交错的短刀来结束一场激烈的缠斗。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海盗们并不喜欢打斗，即使是面对着手到擒来的目标猎物他们也不乐意开战。这是真实的海盗生活与人们心目中的海盗传说大相径庭的又一个方面。和其他有关海盗的传说一样，要破解它，关键就在于要理解海盗追逐利润的目的。

海盗们真的热爱和平吗

        海盗们尝试在其劫掠之旅中实现利润最大化时所遇到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其成本难以降低。海盗活动的成本除了包含其他各种费用之外，还包含与潜在猎物开战时所产生的成本。由于海盗劫掠主要是通过武力强夺实现的，所以海盗们也要面对其他任何一种武装盗贼团伙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尽量减少暴力冲突。要是海盗们没法做到这点，他们就得承受好几种会蚕食利润的成本。

        首先，与目标猎物发生冲突意味着船员有可能出现伤亡。除了会有人丧命之外，使得船员落下各种残疾的战斗对海盗来说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例如，为了保证我们在第2章中探讨过的保险链条得以运作正常而不会负荷过高，海盗们就得想方设法尽量减少与战斗相关的受伤。

        其次，另外一种由暴力战斗所带来的代价就是海盗船可能会因此受损，这种代价同样会蚕食利润。它所造成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了海盗在此后追赶以及打败目标猎物的效率。譬如要是船身开了一个洞，那海盗船的速度就会变慢，同时也不如没有受损的船只来得灵活。此外，由于海盗船都是偷抢来的，要是船体受损了，海盗们就不那么容易再劫来一艘船作为替代品。因此，受损的船只都是需要进行维修的，然而，维修工作必须由海盗船上的木匠在陆上或者海边进行。海盗们会找出一堆隐秘的小陆地好让他们有地方进行此类维修；但是额外花在维修上的时间会导致他们花在劫掠商船活动上的时间减少，而且这还会增加被政府当局抓住的风险。

        当海盗们在陆地或者海边进行维修或者维护船体的活动时，是很难防范袭击的。因为，为了进行“倾斜清洗”——就是将船倾斜过来以清除船身上所残留的海上垃圾，海盗们就得将船上的枪炮、货物以及中桅都移走，然后将船倾斜过来，将其龙骨墩和吊钩固定在岸上的树和桅杆上，好让船身足够倾斜从而让一边的船底能露出来进行清洁和维修；之后，他们还需要将船身的另外一面倾斜过来，好露出另外一边的船底以进行清洁和维修。当他们这样摆弄船只的时候，很容易成为海军或者其他专门追捕海盗人士的目标。以“猎鹰号”的船长沃尔特·摩尔(Walter Moore)为例，他就曾在乔治·劳瑟那帮海盗在委内瑞拉某个小岛上将船倾侧进行清理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抓获了。为了避免这些因船只损毁而出现的成本代价，海盗们就需要尽量少搞维修并且将每次维修的时间缩短，如此一来，这就需要他们面对目标船只时尽量减少会造成船只损毁的缠斗。

        最后，海盗船与其目标船只之间的战斗还会损坏战利品。那些偷抢来的船只对海盗们而言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有时海盗们会驾驭着这些船只去“换取”更优良的船只。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条受损的船只肯定不如一艘完好无损的船只那样值钱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海盗们的一时疏忽还会致使目标船只下沉，导致整船的战利品都化为乌有。可见，从这个方面来看，海盗与其目标之间的暴力冲突不但会导致海盗劫掠活动的成本上升，同时还会导致海盗收益的下降。

        为了在夺取猎物时降低此类成本，海盗们就想方设法在不采用暴力手段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受害人乖乖投降。“他们的整套策略的指导原则就是在不必动武的情况下夺取战利品”。但实际上，要做到这点可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虽然海盗们往往比其目标船只拥有更多的人手和枪炮，一般是多出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但是商船也不是毫无还手能力的。大多数商船都会配备几门火炮，有些甚至能成功地从海盗手中逃脱并让海盗们偷鸡不成蚀把米。

        为了让商船少些反抗好让前面所述的成本得以降低，海盗们就设计出了那面臭名昭著的海盗旗——“快乐罗杰”(Jolly Rogy)。“快乐罗杰”一词的最初由来一直备受争议，但它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属于魔鬼的不那么礼貌的绰号，这个已经过时的绰号就叫“老罗杰”(Old Roger)；另外一个可能的起源也许是法国西印度海盗的红色旗树——“鲜艳的红色”(jolie rouge)。讽刺的是，“快乐罗杰”骷髅旗并非海盗；嗜血的象征，这面旗帜反而反映了海盗们想要避免与目标船只发生暴力冲突的强烈愿望。

        海盗旗最初由17世纪的西印度海盗所创。这些西印度海盗挂起红色旗帜，向其目标猎物发出这样一个信息：要是猎物们胆敢反抗,他们将毫无“仁慈”可言。要是红色旗帜已经升起而目标船只又进行了反抗的话，攻击得手的海盗们会残忍地将目标船只上的船员通通干掉。到了18世纪，海盗们代之以黑色的旗帜，旗子上通常会绣着头骨和其他骨头图案。

        有关“快乐罗杰”的第一个可查记录属于法国海盗伊曼纽尔·韦恩(Emanuel Wynne)的船只。1700年时，一名目击者描述说韦恩他们的旗帜“是一面带有白色死人头骨和交叉骨头图案的黑色旗帜，高高飘扬着”。到了1717年时，关于“快乐罗杰”的文字开始频频出现。骷髅头图案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以塞缪尔·贝拉米船长的海盗帮为例，他们就挂起了这面经典的海盗旗帜，“那是一面巨大的黑色旗帜，上面有个骷髅头，还有交叉的骨头”。另外一名目击者口中所描述的“黑胡子”船队的旗帜也与之相仿——那些都是些“巨大的黑色旗帜，上面都有骷髅头图案”。有些海盗，一直都在沿用红色的旗帜。还是以“黑胡子”船队中的几艘船为例，它们就挂着这“血色的旗”。还有一部分海盗，他们会共享黑色和红色旗帜。曾在1724年时被海盗抓为俘虏的理查德德·霍普金斯(Richard Hawkins)曾说明过这点：“当他们挂着‘快乐罗杰’开战时，他们还是会手下留情的,但要是他们开战时头顶上飘扬的是红色旗帜，那他们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然而，实际上海盗们所用的旗帜五花八门，远远不止是经典的黑色骷髅旗或者简单的红色旗帜。他们的旗帜上还会绘有沙漏、整具骷髅、弯曲的手臂、刀剑、流血的心脏以及一些和力量、死亡、毁灭有关的标志。以约翰逊船长口中曾提及的一艘海盗船为例，“它那高高飘扬的黑色旗帜，上面的标志和垂饰里是一个手握宝剑的男人，他的前面是一个沙漏，旁边还有头骨和骨头交叉的图案”。另一面旗帜上则有“一整具的散截，还有一名手握燃烧宝剑的男人的肖像，暗示着一旦反抗就要面对死亡”。还有海盗船长弗朗西斯·斯贝克斯(Francis Spriggs)所带领的海盗帮派，他们喜欢用一面“黑色旗帜，也被他们叫做‘快乐罗杰’，但这面黑色旗帜正中有一副巨大的完整骷髅，这骷髅的手上还握有一支正刺向一颗流血心脏的飞镖，它的另一只手上则握有一个沙漏”。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有一面相当特别的“快乐罗杰”旗帜实在堪称是传统海盗旗的“底片”——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帜，摊在上面的是一个死人的图案。

        有某些海盗，会在“快乐罗杰”旁边同时挂上英格兰或者其他国家的官方旗帜。例如，一个目击者就曾说过巴沙洛缪·罗伯茨的船只上“飘扬着英国国旗，而他们自己那带有骷髅头和短刀的海盗旗则挂在了中桅的顶端”。根据另外一名目击者的说法，罗伯茨船长的船队所挂的旗帜实在是犹如彩虹一般多彩——当中包含了不同国家的旗帜以及不同的标志，“他们战斗时头上所飘扬的旗帜(除了黑色海盗旗之外)还有红色的英国标志旗、英国国旗以及荷兰国旗”。

        罗伯茨特意为他的船队打造出了这些旗阵，就是为了向巴巴多斯岛以及马提尼克岛的总督发出直截了当的信息。这两个岛的总督竟敢派出战船去追捕这名臭名昭著的海盗并谋求将他绳之于法。

        根据约翰逊的说法，“罗伯茨对巴巴多斯和马提尼克总督们企图抓住他的尝试大为光火，于是他下令新造一面英国国旗，并且在之后下令挂起这面旗”，从此以后，这个船队的“船头挂着一面黑色的丝质旗帜，同时还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和带有米字图案的垂饰；黑色旗帜上有个骷髅头，它一手握着沙漏，另一手则握着交叉的骨头，旁边还有一支飞镖，下面则是一颗滴出了三滴血的心脏；英国国旗上则绣有一个手握燃烧宝剑的人，他正站在两个头骨上，两个头骨上分别写着‘A.B.H.’和‘A.MH.’，亦即‘巴巴多斯人之首，和‘马提尼克人之首’的意思”。

        尽管海盗旗上的具体图案各有差异，但是每一款旗轵背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如斯内尔格雷夫(Snelgrave)所说的那样，这些旗帜都是用来“吓唬商船船员的”。沙漏暗示着时间所剩无多，那些刀剑、激烈战斗场面还有骷髅则暗示着反抗者死。无数历史学家都附和斯内尔格雷夫有关“快乐罗杰”旗帜用意的理论。但要是进一步审视有关海盗旗帜的传统解释(也就说用它来吓唬目标)，就会发现这个解释本身无论如何都值得推敲商榷了。当你受到一个比你强上好几倍的敌人威胁时，毫无疑问你会心生恐惧。而且，就如上面所提到的，海盗与其目标之间的实力差距动辄就是数倍甚至更多。因此，实在让人难以明白，挂起这样一面绣有骷髅图案的旗帜真的会极大地加深这种恐惧。仅仅是海盗的优势兵力本身已足以让目标投降了，毕竟，打一场你明知毫无胜算的仗又有何意义呢？

        因此，海盗费尽心思去搞出这么一面“快乐罗杰”的旗帜，还要在可对目标发动攻击的距离上将它挂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真的让人大惑不解。

海盗与孔雀

        运用一点经济学原理也许可以解开这个谜团。通过挂起“快乐罗杰”旗帜，海盗们可能已经进行了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信号传递”的活动。“信号传递”一如其名大有作用。那些做出某些举动的个人，他们都是为了发出某种信号——希望别人认为他们“其实是”什么样的人；诸如此类的举动包括打领带、接受某些教育。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传递信号。我们穿起那些不那么舒适的衣服只为了在办公室内不显得突兀，我们给所爱的人送花，还会邀请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人去享用昂贵的晚餐。尽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享受的，但我们做这些事情也是为了向.他人传达某些对我们有益的信息，例如让人相信我们的智慧、财富以及整个人的素质——这样做的时候还不用管这一切是否真实。

        廉价磋商，成本低廉，无法传递有用信息，说服人们相信或不信某事。

        混同均衡，无论“优秀”还是“低劣”的人都可以发出同样的信号，使接受信息的人无法分辨孰优孰劣。分离均衡，不同的人会传递出不同的信号，从而使接受信号的人得以识别不同种类的传递者。

        一个信号能否成功传递出去，其关键在于，某种类型的人传递这种信号时所要花费的成本是否比别人要高；如果没有这种成本差的话，那些只能传递虚假信号的人就会有动力去传递虚假信号了。例如，穿上长运动裤去办公室，不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你是个专业人士。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会让人有相反的看法。类似的，去麦当劳约会也不会传递出你收入很高的信号。

        “廉价磋商”(cheap talk)之所以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信号，就是因为无论你想通过这种行为说服人们相信你是不是某种人，其成本都是一样低廉的，因此，这样的信号不会包含任何有用的信息。

        当你带人去麦当劳约会的时候，接受信号的人无法辨别你究竟是穷是富，但她能因此发现你品位很差。

        “廉价权商”会导致经济学家口中的“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出现。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无论是“优秀”还是“低劣”的人都会发出同样的信号，从而使接收信号的人无法辨别究竟谁是“优秀”人才谁是“低劣”之徒。相反，昂贵的信号能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比起高智商的人，对一个智商不是那么高的人来说，想要考进麻省理工学院可就难得多了。因此，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位的人就可以成功地向潜在的雇主传递出这么一个信号——他拥有高智商，因此很有潜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雇员。这种行为之所以能成功地传递出信号，正是因为这一信号背后的高成本，尤其是对某种人而言，这种成本相较于他人而言更高。

        要是你到某个动物园去，你将能在动物世界里看到成功的信号传递。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孔雀会有这么大片的羽毛？这些又大又耀眼的羽毛让它们很容易沦为天敌口中的猎物，似乎应该是一种进化障碍。但生物学家扎哈维(Amotz Zahavi)20世纪70年代时为这个谜团提出了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正是扎根于“信号传递”的。

        试想象一下，有些孔雀有着大大的羽毛，而有些孔雀却没有；扎哈维推论，正是由于那些有着大羽毛的孔雀更容易沦为天敌的猎物，因此它们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就是它们已经通过了大自然的考验，并且凭此来躲过或者阻挡天敌。于是有着大羽毛的孔雀也就更能吸引异性，从而使它们得以繁殖下去，而那些没有巨大尾巴的孔雀则渐渐死绝。

        在这个例子里，孔雀的羽毛就是成本高昂的信号——那些软弱、笨拙的孔雀而言，它们传递这个信号的成本比起那些强壮并且成功生存下来的孔雀要“贵”很多。由此，潜在的伴侣得以识别出那些“优秀的”孔雀(也就是有着大大羽毛的孔雀)，并与之交配生育，从而通过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导致那些“低劣的”孔雀(也就是没有大羽毛的孔雀)逐步绝迹。这种信号产生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     在这种情况下，接收信号的人得以识别不同种类的传递信号者。通过动用成本高昂的信号来让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海盗从这方面看来，和孔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716—1726年是海盗全盛时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快乐罗杰”出现最频繁的时候，而欧洲各个海上强国在官方层面上维系着彼此之间的和平。尽管如此，在这十年当中，法国和西班牙船只仍然会袭击来自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海岸卫队”——那是政府赞助的战舰，负责保护两国各自的海岸，防止非法的外国商船也就是所谓的“闯入者”侵扰。而西班牙的海岸卫队是最热衷于加强该国贸易垄断地位的；他们对外宣称其职责只限于对付该国海岸附近的“闯入者”，但实际上，他们往往会航行至远离海岸的水域，搜寻目标船只，这些船只载有可被他们用做抓捕借口的货物，他们可以凭此指控这些船只违反了西班牙法律——这些法律将某些贸易限制于其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之内。

        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1713年到海盗全盛时期末期的18世纪20年代，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官员都会对过分投入的西班牙海岸卫队有所抱怨——这支卫队会抓捕并且谴责英国的商船，从而破坏了《乌特勒克条约》(Treaty of Utrecht:)所缔造的和平。以弗吉尼亚州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为例，他就曾于1717年写信给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的成员，告诉他们“西班牙人”最近“抓了一个人还拉了他的船，而且是在公海区域那里，离他们的领海一点儿也不近，而且当时他也没有对西班牙人展示出哪怕一点儿敌意”；斯波茨伍德还补充道，要是容许西班牙海岸卫队继续这样，那“可以预见每一艘隶属于H.M.的船只都将受到同样的对待”。

        这可不是独立事件。在此后的十年里，殖民地官员不断地抱怨肆无忌惮的海岸卫队是如何针对无辜商船实施抢掠的。但西班牙海岸卫队对商船的骚扰在规模上完全比不上“雇佣海盗”在正式作战时的所作所为，而且，海岸卫队的船只只在加勒比海的水域活动，而不会去海盗们时常出没的印度洋水域。尽管如此，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18世纪20年代之后海盗活动迅速式微的那些年里，许多海盗们出没的水域里其实还会有其他潜在的袭击者。除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岸卫队的船只，在1718—1720年间，英国和西班牙的雇佣海盗也会出没于西印度群岛周围的水域；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穿越了环绕“海盗路线”的某些航道，往西航行到了南海(Smith Sea),往东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海岸。那短暂而容易被人忘记的四方联盟战争(War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使得另一类针对商船的潜在袭击者得以冒升，这群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会和海盗一样在海盗出没的海域骑劫商船。

        正是由于这些参战船只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理解为何海盗们要大费周章地在袭击猎物时挂起“快乐罗杰”旗帜：他们希望自己有别于其他有可能在相遇时袭击商船的船只，让人能一眼认出来。英国曾批评西班牙海岸卫队对其所抓获的英国俘虏缺乏人道，然而，至少从原则上讲，海岸卫队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船员们时，其所展现出来的恶毒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由政府约束的海上力量。例如，当落在他们手中的船员请求手下留情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肆意屠杀这些曾做过抵抗的船员。

        相反，海盗们甚至都不会在理论上对他们自己该如何处置手下败将做出限制。海盗本身就是法外之徒，政府一旦抓到他们了就会对他们施以绞刑而不管他们是否曾屠戮商船船员。从这个层面来看，对海盗来说，杀掉反抗者可以说是毫无成本的。因此，当海盗们威胁说要杀掉所有不在第一时间放弃武力抵抗向他们投降的人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这种威胁的可信度促成了一个简单的海盗行当原则，某名海盗曾经将这个原则描述为“对那些胆敢采取行动保护其船只的船长们，一定要毫不留情”。

        对商船来说，愤怒的海盗比起愤怒的西班牙海岸卫队或者雇佣海盗更具威胁性，商船也许更乐意去抵抗那些“合法”的袭击者而不是海盗。而这，也为威廉·威尔(William Wyer)船长询问他的船员是否愿意抵抗一艘正渐行渐近的寻衅船只时船员们所给出的回答提供了解释，“(他)问他们是否愿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保卫船只，他们回答说，要是那是一艘西班牙船只，只要一息尚存，他们都会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但如果来的是海盗，他们就不打算动手战斗了。”当威尔手下的船员们认定即将要对付他们的是一艘属于“黑胡子”船长的海盗船时，他们“全部都宣称不会参加战斗，并且弃船而去，因此彼时他们都相信这队由单桅帆船组成的船队将会对他们痛下杀手”。

        为了实现他们以低成本获取战利品的目标，对海盗们来说，将自己与其他同样在海上掠夺的船只区分开来非常重要。而“快乐罗杰”旗帜则让海盗们有了一种向目标猎物传递信号的方式，他们要传递的信号就是——前来袭击的可是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的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要是船员们胆敢抵抗，他们就有可能把全部人都杀光的。

        就如某位目击者所描述的那样，“带有骷髅头的黑色旗帜就是他们的信号，用来吓唬别人，好让大家知道，他们绝不会手下留情”。因此，“快乐罗杰”旗帜传递出的信息就是“海盗”——而这意味着两件事情，要是你们胆敢反抗，我们就会杀光你们；要是你们放弃武力投降，我们就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就如斯内尔格雷夫所总结的那样，“快乐罗杰”传递给商船船员的信号就是“要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从，那等待他们的惩罚将是死亡”。那些点缀在黑色旗帜上的骷髅头、刀剑和滴血心脏实在没给人留下太多诠释的空间。“人人都知道这些形象是用来表达什么的”。

        无论如何，对那些敢于反抗的人来说，下场都是很悲惨的。臂如海盗船长爱德华·洛就曾“紧贴着某名受害人的头皮割下了他的耳朵，而起因仅仅是因为这个人建议要奋起反抗爱德华一伙”。在另外一次事件中，爱德华·洛一伙遇上了一艘船，“仅仅是由于起初有迹象显示这艘船上的人要捍卫船只和船上的货物，海盗们后就以非常残暴的方式砍杀了他们”。巴沙洛缪·罗伯茨则曾袭击一艘闯人的荷兰船只，这艘船“曾坚持抵抗了4个小时……杀死了大量的海盗”。但这艘闯入的船只“最终不敌，被迫投降，船上任何一个被海盗发现的活口都会在受过几类残忍的折磨之后被处死”。

        还有爱德华·英格兰(Edward England)的海盗团伙，他们努力想要抓住詹姆斯·麦克雷(James Macrae)船长手下的“东印度人号”(East Indiaman)；而他们的这次劫掠行动也充分展示了，海盗们是多么忠于“快乐罗杰”所展示的死亡承诺。英格兰他们那帮人最终战胜了“东印度人号”，但此前他们经历过一场“拼死一搏的抵抗”。英格兰船长对麦克雷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并不想按(“快乐罗杰”所代表的)海盗原则来处死麦克雷。他的船员对他这种有违海盗基本章程且站不住脚的仁慈所做出的反应，恰恰反映了海盗们有多么看重他们的原则——“英格兰打算放过麦克雷，但是他也不吝让麦克雷知道，在一群海盗当中，他关心的事情已变得无足轻重；而且海盗们对麦克雷的抵抗行为大为光火，恐怕他已经无力保护麦克雷了”。

        最终，英格兰成功地保住了这位敢于反抗的商船船长。但我们在第1章中曾探讨过的海盗民主制衡系统的效力可不是虚无的，“英格兰船长过分地站在了麦克雷那边，这使得他在众船员当中树敌甚多，他们都认为，这种仁慈与二他们一贯的原则不一致，因此……很快他就被赶下船长之位并且逃亡到了西印度群岛”。

        在大多数情况下，海盗们也会坚持“快乐罗杰”承诺中光明的一面：对那些和平投降的人手下留情。根据斯内尔格雷夫的说法，其中一名抓住他的海盗曾告诉他，他们“会严格遵守马克西姆(Maxim)给他们订立的规矩，这个规矩使得他们不能在对俘虏手下留情之后又虐待俘虏”。而爱德华·洛船长的手下则将这条原则写进了他们的章程中，“当(对手)请求手下留情的时候，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在减少暴力冲突方面，“快乐罗杰”起了显着的作用。《波士顿新闻通讯》(Boston News-Letter)曾报道说，那些“曾经做出抵抗的商船船员们遭到了残忍的屠杀，海盗们对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的仁慈，这着实吓倒了我们的水手，因此他们拒绝在遭遇海盗时做出抵抗”。海盗们还“故意公布他们那黑色旗帜背后的这条原则”，“这种做法果然十分奏效，使得他们几乎都不怎么需要痛下杀手了”。

        约翰逊船长就曾描述过一个例子，两条法国巡洋舰曾误将巴沙洛缪·罗伯茨的船当作打破法国垄断禁令闯入该国水域进行贸易活动的外国船只，并展开追逐。“由于把他当作了那些禁止出现的商人，(巡洋舰)全速追赶他希望能够追上，但是这种强烈的期望使得他们在追得足够近之后才发现被骗了，当他们看到‘快乐罗杰’旗帜高高升起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他们的‘法国之心’当即下沉，两艘巡洋舰都投降了，没有做出哪怕一丁点儿的抵抗”。毫无疑问，当中有几分促成投降的恐惧:是来自这么一种常识——作为海盗，罗伯茨那一伙人完全可以并且也一定会屠杀胆敢做出抵抗的法国船员的。

        因此，当遭遇海盗袭击时，绝大部分商船船员的反应都是和本杰明·爱德华(Benjamin Edward)手下那帮船员遭受乔治·劳瑟袭击时所做出的反应一样。“因为害怕与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顽抗会带来某些不良后果”，那帮船员和平地向海盗攻击者投降了。实际上，海盗船长奈德·洛(Ned Low)就曾同时袭击过好几艘船只，并且设法在不发一枪的情况下降伏了这些船：“他威胁说，任何胆敢违抗的人都会立即没命，这让船员们全都心生恐惧，于是他们都乖乖地向这个恶棍投降了，一枪都没打。”“快乐罗杰”旗帜的成功解释了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海盗团伙都会有那样的自信；尽管他们只有5个人，但他们却敢“驶离海岸，给自己挂上一面黑色旗帜，兴高采烈地说，这样做的效果和拥有50个人差不多，也就是说，能给人们带来同样的恐惧”。

        尽管海盗旗和象征着死亡与毁灭的图像紧密相连，但它也不是只能象征黑暗和厄运。当然了，在遭受海盗袭击之后，沦为目标的人们一定会更加落魄，因为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货物交给贼人。然而，考虑到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商船都无法规避此种命运，那“快乐罗杰”其实起到了救船员一命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海盗们用“快乐罗杰”来提升他们在劫掠之旅中的收益，而正是利益动机驱动着他们以最不暴力的方式来降伏受害人。通过向潜在的目标传递信号让其知悉来者的海盗身份，“快乐罗杰”防止了血腥战斗的出现，而这样的战斗不但会让海盗有所死伤，同样也会导致无辜的船员出现死伤。让人感到讽刺的是，骷髅头象征所起的作用，其实更像是一只口衔橄榄枝的白鸽所起的作用。

海盗、伪装者以及“混同均衡”

        然而，我们在前面讨论中忽略了整个故事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回想一下，我曾提到过，一个信号如果要成功地将不同种类的潜在信号发送人区分开来，那某一类人发送这个信号的成本必须比其他人高。在“快乐罗杰”这个案例中，它要成功地向目标猎物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来袭击他们的是海盗而不是雇佣海盗或者海岸卫队的话，那就需要使得合法袭击者使用这面旗帜时需要付出比海盗更高的代价。否则的话，合法袭击者也会像海盗那样挂起这面旗帜，从而使其在海盗那里失效。因此，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何海盗使用“快乐罗杰”的成本更为低廉，而合法船只使用这面旗帜的成本更高呢？

        “快乐罗杰”是海盗行当的象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法庭审判巴沙洛缪·罗伯茨一伙海盗时，曾宣称被告人“在黑色旗帜之T活动，这相当于公开表示，他们确确实实就是一群匪徒、反对者，是法外之徒、全民公敌，是天理难容的家伙”。因此，在骷髅头的狰狞露齿之笑下发动袭击的船只会被看作是罪犯的船只，还可能被当作海盗而遭受逮捕和检控。

        海盗本身无论如何都是罪犯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挂起“快乐罗杰"旗帜可以说是毫无成本的。要是他们被抓住了，等待他们的都将是绞刑吏手中的绳套——无论他们是否挂起了黑色旗帜，下场都是一样的。但对合法船只来说，事情就大不一样了。至少是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合法性，雇佣海盗和西班牙海岸卫队是不能航行于海盗旗帜之下的。要是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像海盗那样成为别人追捕的目标并有可能被施以绞刑。

        例如，圣基茨岛(St.Kitts)总督哈特(Hart)就曾派出一艘重兵镇守的战船，“这艘战船巡航于法国和西班牙那些有海盗出没的岛屿之间以及那些有西班牙海岸卫队出没的岛屿附近，他们决心要抓住所有这些挂着黑色旗帜航行的海盗船”。因此，尽管对海盗来说，通过“快乐罗杰”传递信号是“免费”的，但对于其他合法船只来说，做出同样的举动却要付出很大代价。因此，比起那些“合法的”海上袭击者，海盗们会更乐意使用黑色旗帜。

        一旦看到飘扬着“快乐罗杰”旗帜，商船就可以有理有据地推断出他们是被海盗袭击了，而不是遭遇了海岸卫队或者雇佣海盗的袭击。当他们明白到这个事实后，他们就会知道，还是不做抵抗直接投降比较好。

        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有些合法的攻击船只抵挡不住诱惑，因为在攻击目标船只时挂起“快乐罗杰”确实会带来很多好处。例如，曾有一位殖民地官员抱怨说西班牙海岸卫队中，有一艘本该是合法的船只(不过其船长曾是一名海盗)居然在降伏英国船只时挂起了海盗旗，“每当他发现一艘可以被他击败的船只时，他就会挂起黑色旗帜，并且像个海盗一样行动；但要是他遇到了战舰或者其他无法击败的船只，他就会出示一份来自波多黎各总督的委托书，说明他是海岸卫队的一员”。这位海岸卫队的船长显然是对当初在黑色旗帜之下烧杀抢掠时的好处念念不忘。而且，他并非孤立的个案。“为了吓唬”商船好让他们投降，好几艘海岸卫队的船只都会“频繁地挂起海盗旗帜并且在旗帜之下开战”。这些船只无非就是想通过伪装成海盗来利用“快乐罗杰”的威慑力，得以轻而易举地让对手投降。因此，尽管对合法船只来说，挂起黑色旗帜的成本很高昂，但这种高昂的代价还不足以杜绝他们伪装成海盗的行为——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惹恼了很多海盗。

        “快乐罗杰”未能成功地实现“分离均衡”，但它却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完全“混同均衡”状态的出现。否则的话，其他海盗(也就是雇佣海盗)以及那些偶尔伪装成海盗的“合法”攻击船只就不会从这种伪装中发现什么好处了。事实上，1724年某位从事糖业贸易的匿名作者的评论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尽管海盗设法运用他们的旗帜所建立起来的“分离均衡”状态被诸如此类的伪装行为沾染了，但“快乐罗杰”还算是实现了海盗们的目的；那位匿名作者的评论是抱怨海岸卫队的船只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企图而用上了“快乐罗杰”旗帜。

        这位作者评论道：“现在航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都是拜海盗和海岸卫队所赐，后者毫无疑问就是西班牙在暗中支持的；因为相信各方之间缔结的条约，所以商人会踏上大型冒险的征途，而一旦落入敌手，他们是不会对西班牙海岸卫队有什么期待的了，因此也还是会做点抵抗；但要是造遇的是挂上海盗旗帜的船只，只要一看到他们出现，船员就不会再做任何抵抗了。”

        这位仁兄的评论暗示了什么实在是非常明显——当商船船员相信袭击他们的人并非海盗时，他们也许会抵抗；要是商船船员看到了“快乐罗杰”，他们就会认为袭击自己的是海盗，并且会在完全不动手反抗的情况下就投降了。因此，尽管某些西班牙海岸卫队的船只用不正当的手段占用“快乐罗杰”的形象，但这条评论证实了“快乐罗杰”所传达出来的信号还是非常有效的。当然，要是所有的“合法”攻击船只在任何时候都这么做的话，“快乐罗杰”也会失效的。但正如我们在之前指出的，因为这样做要付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们也不会随便就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那些伪装成海盗的人在有些时候会用上这面旗帜，海盗旗帜依然能发挥其魔力。

        还有另外一个虽然不同但却十分类似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削弱“快乐罗杰”的效力。不过这个问题更多地产生于海盗内部而非外界——那些较弱的海盗团伙会有乘着骷髅旗的东风搭便车的倾向。不是所有的海盗团伙都是强大的。要是一个较弱的海盗团伙也挂起了骷髅旗，希望也能一枪不发就拿下了其猎物，而其猎物却又不顾一切冒险开战反抗的话，他们是有可能被打败的，一旦他们落败，那么在其他商船看来，“快乐罗杰”就不是那么可怕了。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就连那些强大的海盗团伙也会遭遇猎物的反抗，这就会毁掉黑色旗帜背后的信号的力量，同时也让海盗那些丰厚的收益趋于消弭。

        但这个问题却没有害死海盗们，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上文曾经探讨过的——许多海盗团伙会各自定制属于他们自己的海盗旗。那都是些有点近似、足以让人知道他们是海盗的旗帜，但是它们之间又足够不同，足以显示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身份——也就是让人知道，究竟前来袭击的是哪个海盗团伙。例如罗伯茨的船员就曾忆述，他们所用的旗帜上，绣着这样一幅图案——他们的船长站在了“一个巴巴多斯人和一个马提尼克人的头骨上”。其他一些海盗团伙的“快乐罗杰”旗帜上则描有沙漏、流血心脏以及整副骷髅头的图案。要是具体的旗帜都和具体的某个海盗团伙联系起来，那强大的海上恶人们就可以将他们那伙人的“快乐罗杰”旗帜所带来的利益内化，从而解决了有人利用黑色旗帜搭便车的问题。

“快乐罗杰”的和平使命

        “快乐罗杰”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18世纪海盗身上的几大重要特点。

        首先，做个海盗也不容易。要做个成功的海盗，除了需要航海专业知识，还要掌握极其重要的打劫“艺术”。为了能和目标船只靠得足够近，海盗们必须要成功骗过商船，让其以为他们是无害甚至是友好的船只。海盗们改装了他们的船只以提升船速，也让他们的船只更加灵活，可以伪装成无害的样子接近目标并且追赶目标将其赶人圈套；为了骗过这些潜在的猎物，他们会挂起假的旗帜，还会用上其他策略，使得猎物可以进人他们的打击距离。另一边，商船船员们也会搞些类似的伪装，通过一些做法期望吓走潜在的袭击者，比如他们会用假枪来“武装”他们的船只，或者在船上画上假炮口。然而，最终占上风的还是海盗，因为他们的船更强大更快并且配备了更多人手。

        其次，在追逐猎物时，海盗们依然要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并不想动用武力来征服他们的潜在猎物。事实上，和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这种认知往往将海盗描绘成嗜好暴力冲突喜欢血腥打斗的家伙，实际上海盗们是想和平地降伏其潜在猎物的。这可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希望避免暴力冲突，完全是源于他们对利益最大化的渴求。对海盗们来说，暴力冲突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这会导致海盗受伤或者死亡，会损害他们打家劫舍时所用到的最基本工具——海盗船，甚至更糟糕的是会对战利品造成不可修补的损害。因此，战斗不仅会增加海盗们的运作成本，还会威胁到海盗们的收益，使其缩减。

        为了给出足够的诱惑好让他们的目标猎物和平投降，海盗们搞出了“快乐罗杰”。现存的解释都将焦点聚集于“快乐罗杰”在吓唬商船船员并促使他们投降这一点上。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为何一艘明明比对手要强很多的海盗船也需要借助“快乐罗杰”来实现这个目的呢。

        信号传递经济学则为这个谜团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通过将海盗与其他“合法”的潜在袭去者(抵抗这些同样横行于海上的袭去者，其后果不像抵抗海盗那么可怕)区分开来，“快乐罗杰”让海盗们得以好好利用他们那副法外之徒的形象——让人知道，一旦遇到抵抗，他们是肯定会将所有船员杀光的。“快乐罗杰”将海盗们的原则清晰地传：达给了他们的目标猎物。当商船船员看到这面旗帜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选择。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不做抵抗直接投降，而不是冒着被人全部灭口的危险来尝试抵抗。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海盗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他们用起了“快乐罗杰”，从而使海盗以及他们的目标猎物都得到了更好的待遇。毫无疑问，对目标猎物们来说，没有被海上恶棍盯上是更好的事情；但是在海盗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快乐罗杰”保证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和平的劫掠”，而不是一场暴力血腥的战斗。因此，尽管“快乐罗杰”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死亡和毁灭的象征，但这也只说出了它的一半意义；另外一半的意义则是象征着活命——也就是海盗们这一给人以不祥预感的标志所保存下来的性命。

海盗行为VS经济学

        ☠为了俘获猎物，海盗们会用到几种诡计。他们会挂上合法商船所用的旗帜；他们还会建造一个帆布掩体，通过给这个掩体涂上颜色来使人无法辨识藏有炮门的船身；他们掩藏真实企图的另外一个伎俩就是在甲板上摆些鸡笼、货物，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艘商船。

        ☠为了在夺取猎物时减少损伤，降低各类成本，海盗们会想方设法在不釆用暴力手段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受害人乖乖投降。

        ☠海盗们之所以要挂起“快乐罗杰”的旗帜，在于作为一群法外之徒，他们需要尽量留给人们残忍冷酷的印象。而这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劫掠成本，提高收益。正是利益动机驱使着他们以最不暴力的方式来降伏受害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海盗们也会坚持“快乐罗杰”承诺中光明的一面：对那些和平投降的人手下留情。

第3堂课你可以打我，但不可以控制我的船员

中心课程：立法监管很重要，但是动用政府来推行监管可能会引发事与愿违的后果。

阅读书单：杰佛瑞·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及詹姆斯·布坎南合著的《宪政经济学》

G.瓦伦.纳特(G. Warren Nutter)发表在《政治经济与自由》上的《监管窒息》(Strangulation by Regulation)

        如我在第2章中曾探讨过的，对任何社会来说，要运作，就一定要有规则和监管。无论是由政府来订立这些规则，还是由私人管治来取而代之，个人都需要某些规章制度来引导其个人利益，使之能驱动个人多做一些有益于彼此之间合作的活动，少做一些影响彼此合作的活动。由于海盗们都是法外之徒，他们都是游离于政府监管范围之外的。为了防止他们的犯罪组织从内部开始崩溃，他们就自行监管自己了。海盗们的规章制度是私底下推行并且都是自愿接受的，恰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自我监管很成功。海盗们比起外界更加了解他们的船上需要什么类型的规章制度。例如，他们清楚地知道，对他们来说，严禁在货舱里吸烟很重要，但是，全面禁止吸烟就没必要了。对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及不同的规则将会如何影响他们在船上的生活，海盗们十分明白，他们拥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局部知识”。

        对于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规章制度来协助工人之间的合作、什么样的规章制度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会削弱工人之间的协作能力，比起外界旁观者，现代社会中的合法企业同样也有更多的“局部知识”。然而，现代政府不会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感兴趣，相反，他们经常自以为他们比起企业自己更加清楚企业需要些什么样的规章制度。政府强加在企业头上的这种监管也许有着非常崇高的动机，但是，就如我在前面的探讨中所说的，动机和实际结果两者之间可能会是南辕北辙。就如自私自利的动机有可能带来使社会受益的结果一样，“仁慈的”动机也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那么好的结果。因此，好好评估一下“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很重要，而评估“优秀道德品质所带来的潜在危害”也同样重要。

        很多时候，当人们有意识地以帮助他人为目标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伤害他人而不是在帮助他们。就以《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为例，美国政府在1990年实施了《美国残疾人法案》，以防止雇主们歧视残疾工人。这个法案通过禁止“错误地解雇”残疾雇员来达到其目的，同时还引入了其他数项强制措施。在法案实施后，要是残疾雇员认为他的雇主因为他的残疾而解雇他或者因此歧视他，他可以起诉他的雇主。实施这个法案的目的本在于增加美国残疾人的就业。这个目标当然是很崇高的，但是这项法规的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美国残疾人法案》的真正影响其实是被大家忽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两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残疾人法案》实际上使得美国残疾人的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用经济学家们的行话来说，这项法案带来了“反常而且出乎预料的结果”。这项法案使得雇用残疾人的成本提升了：例如，要是一个残疾工人表现得没那么勤奋或者高效，可尽管要解雇他的理由和他的残疾本身毫无关系，在法案的影响之下，雇主还是很难解雇他的。因此，雇主们索性在一开始就不雇请残疾工人了。

        尽管在利润动机驱动下的企业规章制度并不完美，但是比起政府强加于企业头上的法律法规，至少这样往往会得出更好的结果，以及更少地像上面所述的《美国残疾人法案》那样带来“监管法规所带来的事与愿违的结果”。回忆一下，正是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海盗们有动力去实施一些可以创造一个最得人心的规章制度。例如，为了吸引水手们，海盗“企业”需要实施一些规章，来保证船上的头目们不会骗走水手们应得的赃物或者以其他方式来欺压他们。由于他们也是受利润动机驱使的，所以现代企业同样也要面对类似的压力，他们也要去为员工们创造一个让其满意的工作环境，以防止员工们都流向竞争者一方。创造一个让员工满意的工作环境，包括自愿实施某些工作场所规则以及某些有助于员工协作、能保障员工安全的章程。由于企业都有相应的“局部知识”，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规章制度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所釆纳实施的规则会更为有效，更不可能像政府法规那样会带来一些令人讨厌而且出乎预料的后果。

第四章罪恶之德：海盗酷刑背后的经济学

        ☠一个蓄着胡子、安着假肢，胳膊上站着鹦鹉的船长对着俘虏们大吼大叫，而他身边的喽啰们则欢呼雀跃，旗杆上高高飘扬着的则是那令人胆寒的黑色骷髅旗。借助书籍和电影的宣传，海盗们的这种形象已深入人心。海盗们确实拥有恐怖的名声，他们确实有虐待和惨杀俘虏的行为，然而海盗们真的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折磨每一个束手就擒的人吗？抓到的俘虏真的会统统杀掉吗?果真如此，那他们和癫狂的精神病以及变态又有何不同？若非如此，那背后又有什么狡黠的目的呢？

        蓄着胡子，凶残野蛮，装着一只钩子作为假肢，肩膀上还站着一只鹦鹉，正为了获得施虐的快感而对着俘虏大喊大叫。“走上跳板吧！”这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海盗形象了。在影片里，这名船长会站在他那艘船的边上，身旁围着一圈欢呼雀跃的海盗，而可怜的俘虏则站在一块从船边伸出去的木板上，在他的脚下，凶险的海浪翻搅着犹如扯开了贪婪的大口，甚至还会有成圈的鲨鱼鱼鳍若隐若现。电影和书籍都会把这种折磨描述成海盗们的消遣活动，是他们的乐趣的源泉。然而，尽管看起来极富娱乐性，但是这种经常出现的有关海盗生活基本“事实”的画面却纯粹是虚构的。事实上，在有关17世纪或者18世纪海盗的记录中，并无以钩代手的海盗或者是强迫俘虏走上木板跳进海里的海盗的踪迹。而且，海盗们可不是把每一个抓到的人都拿来折磨一番以获取乐趣的施虐狂，甚至还有少数海盗对待其目标猎物是非常仁慈博爱的。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很容易就把海盗看成嗜血的“人间魔鬼”——就如他们手中的其中一名俘虏所描述的那样，“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为非作歹的运动”。还有许多和海盗同时代的人也会这样描述海盗。例如，查尔斯·约翰逊就曾如此描述巴沙洛缪·罗伯茨那伙人引人侧目的疯狂：

        “这伙人所造成的破坏和麻烦，简直就是罄竹难书。他们在胡作非为之后完全毫无悔恨可言，没有什么比强大的力量落在那些刻薄而又无知的人手中更为可悲了，这种事情会让人变得蛮横、轻率……他们就像疯子一样，四处放火、放箭，取人性命，然后还要说，我们不是在玩儿吗？   ……他们就和给他们撑腰的魔鬼一样，就是以胡作非为为娱乐，以残酷折磨为消遣，并且以诅咒灵魂为其终身职业。”

        现代人对海盗的看法依然和此类描述紧密相关。文学作品中的海盗，有时会被描绘成风趣而又富有魅力甚至是惹人喜爱的家伙，但是，每一个“杰克·斯派罗”(Jack Sparrow)[⑩]船长的背后都会有数十个堕落、凶残、喜欢虐待的海上恶棍来扮演坏人的角色。当然了，肯定少不了会有一些心理变态、神经兮兮的海盗，但绝大多数的海盗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更类似于塞缪尔·贝拉米在其讲话中所体现的态度：“我鄙视任何一种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却损害了他人的行为。”没错，很多时候海盗们会折磨俘虏，但他们是出于理性的选择而这样做的——他们要提升自己的利润，用贝拉米的话来说，“这能给他们带来利益”。

        海盗们巧妙地用他们那些用以制造恐怖的臭名昭著的工具，催生出以残忍和疯狂而闻名的名声，并且以此“蜚声”海上世界。他们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于都将这种名声提升为海盗的一个“品牌”了。这个品牌使得海盗劫掠行当的收益效率得以提高，从而能从其打劫航程中获得更大收益。不幸的是，对沦为海盗目标的人来说，这样的海盗品牌意味着，海盗们根本不会容许像走上跳板跳海这么仁慈或者迅速的折磨方式存在。

        海盗们折磨俘虏主要有三个理由。

        其一，他们这样做可以套取情报——通常就是关于值钱的东西都藏在被抢船只上的哪些地方。

        其二，海盗们折磨俘虏，是为了惩罚政府官员，因为他们企图抓住海盗。

        其三，海盗们用酷刑来惩罚毫无道德可言、以虐待船员为乐的船长。

        前面两个折磨俘虏的理由和海盗们的福祉直接相关，也是他们对利润的追逐的其中一部分。至于第三个理由，则不是追逐利润行为的一部分了，相反它是服务于海盗们的“正义动机”的。然而，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所做出的折磨行为大大地改善了商船船员的待遇，这才是最重要的。

找出隐藏的战利品

        在海盗们希望最大化其打劫收益的过程中，暴力冲突不是唯一的障碍；同样会破坏他们这种努力的，就是丢失的战利品。不用奇怪，那些被降伏船只上的船员不会总是如海盗们所希望的那样坦白地告诉他们究竟贵重的战利品都藏在了哪里。尽管有些海盗手中的猎物在一看到“快乐罗杰”旗帜之时就已经放弃抵抗立即投降了，可有些受害人依然会在海盗登船之后采用一些非暴力而且不易被察觉的手段来尝试阻止海盗的劫掠。例如，有时候，被俘的船员会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使它们不会落入海盗手中。还有一些情况下，被俘的船员们可能会销毁货物使得海盗们也得不到它们。譬如，某艘曾遭受爱德华·洛攻击的商船，其船长“将11000个葡萄牙金币放在一个袋子里悬吊在船舱的窗口外，当传说中的洛抓住他的时候，他就割断绳子让金币掉进海里”。由于从凶险的深海海床中捞回货物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毁掉那些值钱的货物就好比是拿自己来出气。然而，绝望还是会驱动着某些海盗手中的俘虏(例如上面所提的洛手中的受害人)去尝试毁掉战利品。

        然而，海盗们并不只是热衷于找到钱财的藏身之处，有些情况下，他们也非常热衷于找到某些能给他们提供有价值信息的文件。例如有关政府正在采取什么行动的新闻，或者是有关下一个值钱的猎物将航向何处的线索。以“黑胡子”为例，当他们降伏了一艘船只之后，“他们同样奋力地寻找各种文件，简直就好像拿那些文件当作英国内政大臣办公室的文件一样”。要是船上有类似的文件而俘虏们将文件藏了起来或者毁掉了文件，那海盗们将会因此失去一个获得更多赃物的机会。

        因此，俘虏们的消极抵抗会让海盗们的利润受到威胁。要是被抓住的船员们藏起或者毁掉了本该落入海盗手中的战利品，那即使是一趟成功的劫掠航程，其利润也会下降，从而使每一个海盗所能分到的赃物都变少了。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海盗们就搞出了他们那套广为人知的折磨俘虏的酷刑。通过将极度可怕的酷刑加诸于那些藏起或者毁掉了贵重货物以及那些有此类嫌疑的俘虏身上，海盗们得以阻止诸如此类将会危及到他们的收益的行为。然而，比起找出刚刚降伏的猎物身上那些隐藏货物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恶毒的酷刑折磨可以防止未来那些落人海盗手中的船员们尝试偷藏起贵重的战利品。海盗们的酷刑折磨之所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因为他们通过这种行为打造了一个以野蛮凶残著称的名声，这样的名声还传遍了整个海洋世界。海盗们是主动培育出这个名声的，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个名声来攫取利益——这个名声吓倒了绝大部分受害人，他们会交出海盗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落在一群嗜血“野蛮毫无人道可言的混蛋”手中时，谁又敢把他们的战利品藏起来呢？实际上没人敢这么做，这正是海盗之所以要营造出这么一幅形象的原因。

        任何一门生意想要继续运营下去，都必须培育起某种名声并且好好维持这种名声。想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只生产优质的产品并且依赖人们的口碑将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这种做法，可以让企业拥有良好的正面声誉，从而既留住已有的顾客又能吸引来新的顾客。另一方面，要是某个生产商只能提供一些劣质物货，那么这个信息也会传递出去，从而毁掉这个厂商的声誉以及建立在此上的顾客群。因此，企业要想赢利就得不断地从事一些活动——这必须是些有助于建立其想要的名声的活动。

        企业还可以通过投资建立品牌来培育其声誉。品牌可以将声誉制度化。例如，当你想起梅赛德斯-奔驰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优质汽车。这个汽车生产商品牌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和一个代表着质量、奢华以及独特性的声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本田也是一个品牌，但在我们心目中，它是和另外一种声誉相连的；我们将本田与耐用性、价值和平易近人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不同的生产商会努力培育起不同的品牌，这些品牌占据了不同的细分市场，具体是什么细分市场，就视乎生产商要满足的是些什么顾客了。企业有很多投资建立品牌的方法，但最常用的也许就是投放广告了。通过向公众投射某些有关企业的具体形象，企业可以针对那些他们希望公众了解的特质建立起其品牌并将其固化下来。

        从这个方面看来，做海盗和卖车其实没啥区别。海盗们不是卖货的，但他们的“企业赢利能力”却依赖于其声誉和“品牌”——这也是海盗所努力培育的。例如，为了防止俘虏们像上文所述那样将战利品藏起来，海盗们就需要一个与野蛮残忍有关的名声。并且，就如我将在下文所探讨的那样，在海盗的名声之上再加入“疯狂”的元素并无损害。海盗们将其凶残疯癫名声固化下来并将其建成一个品牌的做法，和梅赛德斯-奔驰建立品牌的手法并无二致：靠口碑和广告。海盗们不会在杂志上做些光鲜浮华的广告，但他们却很重视向大家宣传他们那种野蛮癫狂的形象，以此巩固并传播他们的名声。而且，就连18世纪的报纸都会帮海盗们“做广告”呢，他们都在无意中给海盗们那以残忍冷酷而闻名的品牌添砖加瓦，从而间接地帮助海盗提升了利润。

        为了培育出一个恶毒的名声，海盗们用尽办法让那些胆敢违抗他们的要求并将贵重货物藏起来或者毁掉的俘虏们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就是为何海盗们会如某个法庭所描述的那样花上那么多的时间来“发明那些闻所未闻的野蛮酷刑”的原因。那些让人相对不那么痛苦的折磨并不足以让受害人交出自己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可是，一旦想到自己有可能被人生烹活煮或者有可能被迫吃下从自己头上割下的耳朵，他们就会乖乖交出所有东西了。因此，当海盗们登上被降伏的船只时，他们首先会打探贵重货物的所在。要是俘虏们不坦白交代，海盗们就会启动一轮癫狂的折磨，全力拷问俘虏。因此，为了对付前文所提过的那类船长——将一袋金币扔进海里，“洛割下了那位船长的嘴唇，并且就在他面前将他的嘴唇煮熟，然后杀光了全体共32名船员”。《美利坚信使周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上曾有一篇报道，当中的目击者描述了爱德华·洛的手下是如何对待那些胆敢反抗的俘虏的：“他们用刀割一些俘虏，还鞭打他们；他们还会在某些俘虏的手指之间放上火柴点燃，逼迫他们坦白交代财物都放在哪里了。”显然，诸如此类的酷刑是奏效的；那篇报道写道，洛那帮人“从乘客以及其他人身上搜到了1000多把手枪”。

        这种针对俘虏的消极抵抗而动用的酷刑并非洛一伙人所独有。海盗船长查尔斯·韦恩就曾“将一名船长的手脚绑在一起，然后将他背朝着船首绑在斜桁上，还在他的眼睛那里放上点燃的火柴，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枪口塞进他的嘴里，以此来强迫他说出船上的钱究竟藏在哪里了”。爱德华·英格兰船长则“威胁受害人说，要是此人胆敢隐瞒财物的所在，他就要弄沉受害人的船只，并且要在此人的脖子上开上致命的两枪，然后再将他扔进海里”。海盗船长乔治·劳瑟也会动用酷刑来找到藏匿贵重物品的地方，他会在其俘虏的“手指之间放上点着的火柴”，“好让他们说出金子都藏在哪里了”。另外一个不太有想象力的船长则“威胁要枪毙”一名俘虏，因为这名俘虏“不肯说出40盎司金子”放在哪里了，而他显然是将这些金子藏在船上了。就连“绅士海盗”斯蒂德·邦尼特(Stede Boimet)少校也不可免俗,他也会折磨那些没有坦白说出财物藏身之处的俘虏。根据《波士顿新闻通讯》(Boston News Letter)的一则报道，邦尼特的船员们“野蛮地折磨”商船船长“麦克·克兰(Mac Clenan)，因为他把钱财藏起来了”。

        西印度海盗们有一种特别的技巧使那些拒绝交出战利品的俘虏痛不欲生。他们对绞扎绳索的运用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艾斯克默林(Exquemelin)曾描述过西印度海盗将这种酷刑加诸某个不肯臣服的俘虏身上的情景：

        他们将他吊起来，直到他的双臂都完全脱臼，然后他们将绳索紧紧地绑在他的额头上，使得他的眼睛像鸡蛋那样凸出来。由于即使受此酷刑他也不肯讲出金库的位置，他们于是绑住他的私处将他吊起来，其中一人殴打他，另外人则割下他的鼻子，还有一个人负责割耳朵，一个人负责用火烤他。另外一名可怜的家伙，也是由于不肯泄露财物的所在，他们就用长长的绳索绑在他的大拇指和大脚趾上，然后将他绑到四根柱子上，让他的身体被拉伸成一个大字；然后四名海盗就前来用棍子敲打绳索，使得他的身体不断被拉扯，还不断地拉他的肌肉。可就是这样了，他们还不满意，还搬来一块至少有两百磅重的石头压在他的腰上，并且在他身下堆起棕榈叶来点火，烧他的脸和头发。

        法国籍的西印度海盗弗朗索瓦·奥伦奈斯(Francois L’Ollonais)则在对付好几个顽固的西班牙俘虏时展现出他在折磨人这方面的非凡天赋。当那几个俘虏拒绝引领他找到那些藏起来的同胞和财物时，奥伦奈斯“开始像魔鬼一样大发雷霆，用他的短剑生生割开其中一名俘虏的身体，将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从他身体里扯出来，撕咬这颗心脏，然后再将其砸到其他俘虏的脸上”。

        和他们那些使用绞扎绳索的前辈们一脉相承，某些18世纪的海盗实际上真的会拼命挤压他们的俘虏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以落入海盗手中的理查德德·拉扎贝(Richard Lazenby)为例，他就曾描述过约翰·泰勒船长的手下是如何对付此类俘虏的。根据拉扎贝的说法，泰勒的人会“用一把老虎钳来挤压他们手中那些俘虏们的关节，从而逼迫他们坦白交代”。18世纪的那些海盗们的创意完全不输于他们那些西印度海盗前辈们，他们也会搞出属于自己的一套酷刑。呃，就拿“汗刑”为例吧。其中一名曾落入海盗手中的俘虏曾在《英国期刊》(British Journal)中用上数页来解释这种酷刑。

        汗刑就是这样的：海盗们会在甲板之间围绕着主桅杆放上蜡烛，然而会有大约25名海盗围着这些蜡烛，他们每个人手中都会有长剑、折刀，或者是指南针、叉子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俘虚们会被赶进圈内，轻快的小提琴舞曲响起，此时他们就得开始跑步，得跑上大约10分钟，而此间海盗们会将手中的东西插到俘虏们的屁股上。

        有时候，海盗们会在防止俘虏们藏匿或者毁掉贵重财物这件事情上做得过火了。曾经有这么一件事，一名不幸的女子被几个西印度海盗抓住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让她赤裸裸地坐在一块被火烘热的石头上，把她烤熟了，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以为她不肯交出身上的钱财”。但是，海盗们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折磨俘虏，他们可承担不起这样做的后果。凭着类似的怀疑错误地施加酷刑只会更加阻碍海盗们通过酷刑来实现其目的。要是海盗们培育出了一个肯定会折磨所有俘虏的名声，那俘虏们就会认为，无论他们坦白与否，都会受到残忍对待，有所隐瞒就变得毫无成本了。

        由于种种折磨只不过是用来作为惩罚的，因此当俘虏们按照海盗的要求如实相告的时候，海盗们就得放过他们。以菲利普·阿什顿(Phillip Ashton)为例，他从几个抓住他的海盗那里得知，“他们的海盗章程中有这么一条，当俘虏坦白求情之后，他们不能伤害或者杀死其中任何一个俘虏”。这就解释了为何罗伯茨船长那艘船上的舵手发现了其中一名船员正在虐待某个俘虏的时候，表现得那么宽宏大量。当这位舵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走上前来，赶走了那名正在殴打俘虏的海盗，并且质问他，要是他自己也是个俘虏并且也受到这种对待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因此，尽管当海盗们发自内心怀疑俘虏们在做消极抵抗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虐待俘虏的动机，但随意折磨俘虏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海盗折磨俘虏乃是一种理性选择，是用于培育出恐怖名声的一种手段。我们由此就可以为约翰逊船长的评论找到另外一种理解了，他曾说过，“为了海盗们的集体利益，那些能竭尽所能展示恶毒的海盗往往都会受人景仰，甚至会受到海盗们的嫉妒”。因为这种“恶毒”所衍生出来的名声往往有助于建立一个带有威胁意味的品牌，因此极度可怕的海盗酷刑为海盗们减少了因俘虏的消极抵抗而带来的成本，从而提升他们的收益。

        “口碑”(就是有关海盗多么野蛮残忍的种种说法)的传播过程依赖于非常重要的一点——海盗们需要有生还者去向外界转述当不服从他们的要求时将会遭受怎样的后果，并且让种种有关他们如何恶毒的故事能广为人知。“死人不会搬弄是非”，而这正是海盗们努力避免杀死那些已经投降的俘虏的原因。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将一艘被抓住的船搜掠一空之后将它沉到海里是“防止它返航并且在启航的地方搬弄是非的好原则”，但海盗们通常都会将那些不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的船员全部释放或者释放一部分，好让他们能够回家去告诉人们他们曾经历了些什么。海盗船长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以“血腥残忍的恶棍”之名而为人所知，因为他所拥有的“简直就是地狱恶魔一般的气质”。因此，当菲利普斯抓住约翰·费尔默(John Fillmore)的时候，费尔默“非常害怕会落入(菲利普斯的)手里”，他后来记录道，“曾听说过那些可恶的海盗犯下的残忍罪行”。

        就如在海盗圈子里，“快乐罗杰”旗帜会遇上“搭便车”问题一样，海盗们施予的酷刑也会面临同样问题。某些懦弱无能、根本无力去对那些藏匿或者毁掉战利品的俘虏们施加酷刑的海盗团伙也许会尝试跟在那些有实力的海盗团伙后面“搭便车”。要是某个俘虏有足够的勇气去测试一下这些海盗团伙，他就会发现真相，并且会将这个内幕传播开去，这就会使海盗用于阻止俘虏们那些会抬升海盗营生成本的行为的威胁变得不那么可怕。然而，在“快乐罗杰”旗帜之下，海盗们还是可以克服此类“搭便车”行为的一例如在整体的海盗品牌之下，要是某位船长得以享有只属于他自己的名声，那他是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而且看起来他们做到了。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约翰·菲利普斯就独享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吓人名声。而且就如我将在下面所探讨的，“黑胡子”及其他海盗也同样做到了。具体的海盗品牌可以杜绝“搭便车”的问题，可以让具体的海盗和海盗团伙在内部独享其名声带来的种种利益。

        在17—18世纪时，传播海盗消息的最公开形式就是在伦敦或者新英格兰发行的报纸。除了报道一些和海盗动向、海盗的收获以及被抓船员的组成有关的消息外，这些报纸还会报道一些来自受害人或者获释俘虏的消息。就如祖尔·拜尔(Joel Baer)在其公开发表的报道中所指出的，“为了帮助那些在将来有可能遇上海盗的人，应该让他们对(海盗的)脾性有点了解”。报纸对“海盗性格”的种种报道，使得海盗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建立他们的名声——一群“残忍野蛮人”的名声。

        他们实现这点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他们所遇到的良民中大力散播他们那些恶毒凶残的事迹，而这些人在此后有可能会将这些事情告诉报纸，而报纸又可能会将此类报道刊登出去。例如，根据《美利坚信使周报》关于某位俘虏的报道：“海盗告·诉了我们”他们犯下的好几件暴力烧杀罪行，包括他们对船员的屠杀、放火烧掉船只，以及他们特别引以为傲的某次行动——他们“割下了其中一名船长的耳朵还切掉了他的鼻子”。“他们亲口承认的所有这些罪行”让这名俘虏非常震惊。但考虑到这样的信息传播给海盗名声带来的帮助，这其实也没啥好震惊的了。

        海盗利用报纸关于他们性格的报道获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他们所接触的良民中培育出一种“漫不经心、不顾一切”的形象；而这些接触到此类信息的人也可能会把这一切告诉报纸，然后报纸可能把这些体验刊登出来。例如，海盗们会对着那些被他们降伏的人高声宣称他们既不害怕死也不怕法律。《英国期刊》就曾报道过，某个海盗团伙的成员对他们的俘虏宣称“他们从来就没想过会被人抓住，但他们可以以最恶毒可怕的诅咒发誓，要是他们发现自己不如对手强大，他们宁愿立即炸毁他们的船只，也不要船只被人抓住，不会让自己像死狗那样被人吊起来凌辱，不会令‘快乐罗杰’蒙羞”。还有《波士顿新闻通讯》也曾报道过另外一名落入海盗手中的俘虏，他说，抓住他的人经常会一边四处走动一边说，“他们才不会走到泰晤士河上的绞刑架那里接受绞刑……要是他们真有机会受到某些胜过他们的武力的袭击，而在那时他们又无力掌控场面的话，那他们会立即在其中一把手枪中装满火药，然后一起快乐地下地狱”。

        由于海盗们经常会向外界表明他们的这种态度，使得这种态度都变成了海上恶狗的口号标语。例如，巴沙洛缪·罗伯茨那伙人就有一个经过一番自吹自擂之后而广为人知的口号——“快乐而又短暂的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这句口号中，唯一一个合适贴切的单词就是“短暂”。在某种程度上，像罗伯茨他们那样的宣言，不过就是对事实的说明而已。没有几个海盗可以在加人这个行当之后还能勉力多活几年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座右铭对海盗来说也是一个传递信号的有用方式。

        他们要传递的信号就是，他们拥有经济学家口中的“高贴现率”(high discount rate)，也就是说，未来对他们来说并无太多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奏效的策略；假如有可能落入海盗手中的人或者是政府都将-海盗看作是不爱惜自身性命的人，那么他们就会不那么乐意和海盗开战了，或者是不太乐意激怒他们，唯恐会引得他们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会有像神风敢死队那样的激烈反应。

        这些都为海盗们的某些言论提供了注脚。例如，某个抓住威廉·斯内尔格雷夫的海盗曾评论道，“就他自己而言，他希望在这样的生涯中，他有一天会被火炮的炮弹送下地狱”。根据《波士顿新闻通讯》面向公众所做的报道，就连“黑胡子”与罗伯特·梅内德(Robert Maynard)上校之间的最后对决也帮助了海盗们巩固其“短视恶魔”的名声。这份报纸是这样报道的，在和梅内德开战之前，“蒂奇(黑胡子的本名)要了一杯酒，并且放话说，要是他仁慈地对待敌人或者恳请敌人放过他，他就下地狱”。

        海盗们对建立起一个残酷疯狂的品牌的热切期望也解释了以下他们这些看起来似乎甚为愚蠢的行为——包括在拿到战利品后毁掉那些曾和他们开战的船只，例如将一包包的货物扔到海里，然后放火烧了那些在他们看来不适合做海盗船的船只。报纸在让公众得知海盗们的“高贴现率”宣言的同时，也让公众看到了海盗们这些疯狂的形象。不妨来看看巴沙洛缪·罗伯茨手里的某个受害者是如何向《波士顿新闻通讯》描述罗伯茨他们的古怪举动的。

        这名受害人说：“罗伯茨手下的人足够疯狂和愤怒，把甲板都打烂了，然后像一团怒火一样涌进船舱，他们手上拿着斧头和短剑，到处政劈、撕扯，打烂那些箱子、盒子、皮箱以及货物包；一旦发现甲板上有些他们不愿意带到自己船上的货物时，就将这些货物扔到海里……那种时候，你在海盗那里根本就听不到其他东西，只会听到诅咒、发誓和辱骂，凡此种种都已经接近你想象力的极限了。”

        曾被海盗船长弗朗西斯·斯贝克斯(Francis Spriggs)抓住的理查德德·霍普金斯(Richard Hawkins)也描述过他所遭遇到的类似疯狂行为，他告诉《英国期刊》说：“他们把每一样未能取悦他们的东西都扔到海里……他们会毁掉每一件东西；他们将我们的所有的窗口都打碎了，还拆走船舱……然后让我们的船就那样一片狼藉。”还有另外一名受害者，他在向《波士顿新闻通讯》讲述事情经过时，曾具体提到了海盗们是多么的亵渎神灵，而且他还证实了人们对海盗的普遍看法——他们就是“被魔鬼附体的人”，并且“会嘲笑上帝降下的雷电”。这名受害人回忆道：“就在他们蹂躏船只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两三本《圣经》，就在刚看到这些《圣经》的当儿，他们说，他们和这些全无关系，或者说，他们和上帝或者其他任何来自上天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同样基于品牌需要的考虑很可能也驱使着海盗纵火成狂。约翰逊船长列出过一个理由清单来说明为何海盗们往往会烧毁船只；他在这份清单中曾指出，海盗们烧船，“有时是为了防止泄露情报，有时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人来驾驶这些船，还有些时候，则完全就是为了好玩，或者是因为被劫船只的船长做了些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情”。这一章稍后的部分中，我们将会探讨海盗针对商船船长所做的惩罚。但是，就如前面曾探讨过的，约翰逊口中的“好玩”也许更可能是一种故意做出来的行为，用于培育出一种疯狂可怕的形象。例如，某个俘虏问约翰·菲利普斯为何他的手下会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烧船的时候，菲利普斯回答道“就是好玩呗”。那些目睹了此类“为了好玩”而搞破坏的人，或者是在报纸上看到此类报道的人，都会因此而震惊的，而此类行为，则恰好印证了波士顿的总法务官对海盗们的种种描述，他曾如此描述海盗，说他们已经公然宣称“要站在公平和理性的对立面”。简而言之，海盗的“疯狂”背后，恰恰有着海盗们所期待实现的效果。

        但只有极少数海盗会在建立其可怕品牌的路上走得再远一些。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是个“以黑胡子之名为人所知的海盗，他声名狼藉、臭名昭著”，但却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通过搞出一副丑陋而又可怖的外型，蒂奇建立起了一个如此令人恐惧的形象，以至于他还得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声就渐渐演化成了“黑胡子”品牌，根据约翰逊船长的说法，“他们的胡子……在让他的名气让人如此恐惧方面可是作了不少贡献”。约翰逊曾这样描述黑胡子通过外型所达到的效果：

        蒂奇船长，有着“黑胡子”的外号，留着那么大一把的胡子，看来就像是整个脸上罩着一块令人厌恶的陨石，而且在那么长的时期内，他比其他任何出现在美国境内的彗星更令人害怕。这把胡子黑黑的，为了留出这么一个夸张的长度，他可吃了不少昔头；当他呼吸的时候，这胡子会飘到他的眼睛那里，他已经习惯了用丝带将这胡子扎起来编成小辫儿……然后再将它们搁到他的耳朵那里；此外他还有三把手枪，他像班德利尔那样把手枪挂在了皮套里；他还会把火柴塞在他的帽子下面，这样火柴会在他的脸两边露出来；他的眼神本来看起来就是凶狠而又狂野的；所有这些加起来让他成了这么一个人——平常人都没法想象出任何一个比这更恶毒可怕的形象，这就像是一团来自地狱的火。

        像黑胡子这样的海盗，可不是出于炫耀、疯狂或者古怪癖好而搞出这么一副尊容的，他们是故意营造出这么一副奇怪又恐怖的形象来为劫掠之旅提供助力的。例如，“毫无疑问，黑胡子知道他在公众心里建立起来的是副什么形象”，而且他会非常努力地维护这个形象。当然了，大部分海盗其实更像这位受害人口中描述的形象，“他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大多数时候粗鲁无礼；他的头发很短，深棕色的；而且在他喝醉的时候，他通常会说些葡萄牙语或者摩尔人的语言”。然而，海盗们还是可以花精力去营造一副像“黑胡子”那样的形象，从而为他们那疯狂残忍的形象来一点有益的补充；这样可以减少受害人的抵抗，并且提升收益。至少，对“黑胡子”本人来说，在这方面的投资得到了回报。

        安格斯·孔斯坦(Angus Konstam)曾对黑胡子的生平和其海盗生涯做过非常深入的调查，他调查的范围一直追踪到了黑胡子与“HMS珍珠”号的上校船长罗伯特·梅内德之间的最后决战——这场战斗让这位蓄着胡子的标志性人物断送了性命，这位世上最臭名昭著、最令人害怕的海盗在被杀死的时候身上其实没太多东西。显然他也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惹恼海盗你就死定了

        除了要防止俘虏们将贵重物品藏匿起来之外，海盗用野蛮酷刑折磨人并且通常以此培育出一个恶毒品牌的背后，同样还潜藏着另外一个理由：用来震慑政府，使他们不敢前来镇压。海盗们的行为依然遵从着我在前面描述过的思路，只不过，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将惩罚加诸于顽固的受害人身上，而是将目标对准了那些企图抓住海盗的政府官员或者是那些官员的下属子民，转而残忍地对这些人下毒手。例如我曾在第3章中提到过的，因为巴巴多斯和马提尼克的总督希望抓住罗伯茨船长，罗伯茨就搞出了一面独特的海盗旗作为回应，而这面旗帜也反映了罗伯茨的新原则：他能抓住的任何一个巴巴多斯人以及马提尼克人都必须去死。当罗伯茨真的抓住并且“处死了”马提尼克的“法籍总督”时，人们对他用这面旗帜所发出威胁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他将那位优秀总督吊在了其船只的横杆端上，“还将总督的大副吊起了数分钟之久，因为据说那位总督曾处死了罗伯茨手下一个最出色的海盗”。

        其他海盗也采用了类似的原则，尽管他们实践起来并不像罗伯茨那样神气十足。例如，爱德华·洛船长，据说他对“新英格兰人有着一种难以消融的厌恶”，因此，他会“在来自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他的怒火的印记”。洛的这种厌恶，其根源是一艘以纽约为基地的战舰，这艘名叫“灰狗”的大型战舰英勇无畏，还曾袭击过洛并且成功地抓住了洛的好友海盗查尔斯·哈里斯(Charles Harris)。洛因此宣布，他会为好友复仇的；而他复仇的方式就是残忍地对待他在后来将要遇到的新英格兰船只。然而洛在此后抓住的两条船碰巧都是来自普利茅斯。根据《波士顿新闻通讯》对这件事的报道，洛生生地剖开了其中一名船长，“掏出了他的心脏”，“用火烤这颗心”，然后强迫这名船长的助手吃掉这颗心。洛还让另外一名船长好好地品尝了自身的肉味，他“撕扯并且砍劈这名船长”，“然后割掉其耳朵”，再强迫这名船长“吞下自己的耳朵”。    

        还有其他几名船长和洛一样憎恨新英格兰。对于弗朗西斯·斯贝克斯来说，他复仇的理由和洛是一样的——因为他曾和洛以及哈里斯一起航行。但其他一些海上恶棍们对新英格兰的熊熊怒火则可以追溯到在波士顿执行的绞刑——这次行刑处死了好些来自塞缪尔·贝拉米的“维达”号(Whydah)的海盗；“维达”号是在一场狂烈风暴中失事的。海盗圈子里的好些海盗都发誓要为这些被抓住的海盗复仇。例如“黑胡子”就曾告诉威廉·威尔船长(这位船长的船刚刚被夺走了)一条令人伤感的消息，说是他不得不“烧掉他那艘船了，因为那艘船属于波士顿，还补充说，因为有6名海盗在新英格兰被处死，他会烧掉所有属于新英格兰的船只”。类似的，商船船长托马斯·福克斯(Thomas Fox)曾证实，那些夺走他的船只的海盗发誓说“要是(扣押在波士顿的)海盗们受苦了，他们就会杀死他们所抓到的任何一个新英格兰人”。

        然而，海盗们的仇恨并不仅仅限于为贝拉米的人复仇，他们会为任何一个受到政府官员虐待的“手足”复仇。例如，洛船长就曾遇到一艘船，这艘船上“有一部分船员是英国人，还有一部分是葡萄牙人。出于报复，洛将后者吊了起来，因为他手下曾有些人就是被葡萄牙人抓起来的”。船上的英国人则较为轻易地离开了，因为洛对他们没有什么企图。“洛将这些人丢进他们自己的小船里，让他们自谋活路”。

        巴沙洛缪·罗伯茨也是用类似的策略来向那些与罗杰斯船长相识的人传递信息的——罗杰斯曾率领由两艘船组成的远征队在巴巴多斯海岸附近袭击了罗伯茨。其中一个曾被罗伯茨抓住的受害人通过《波士顿新闻通讯》告诉公众，“因为罗杰斯船长的缘故，这伙海盗似乎非常厌恶布里斯托尔人”。当罗伯茨的手下抓住一条来自英国的船只时，“他们残忍地虐待了这条船的船长，因为这名船长的同胞、罗杰斯船长就是来自布里斯托尔的”。而且，“一旦任何属于巴巴多斯岛的船只落入他的手中，比起其他船只，他会下更重的手来摧残他们”。类似的，海盗船长查尔斯·韦恩(Charles Wynne)也设立了一条规矩：因为百慕大的总督抓住了海盗托马斯·布朗，因此他要对来自百慕大的船只下狠手。船员赛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曾作证说，“这伙海盗殴打来自百慕大的人，砍断他们的船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托马斯·布朗因涉嫌参与海盗活动而被拘押在百慕大的群岛上”。

        对那些积极镇压海盗的殖民地官员而言，海盗们这种复仇的威胁在他们心里引起的可不仅仅是一点点关注。例如，弗吉尼亚州总督亚历山大·斯伯乌德(Alexander Spotswood)在1721年时从某个曾落入罗伯茨手中的受害人那里获悉，罗伯茨“等着另外一艘船前来加盟，然后他就会前来弗吉尼亚，为那些在弗吉尼亚被处死的海盗们复仇”；总督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实在是难以开怀。如果斯伯乌德在听到这条消息时有所害怕的话，那他早该在一年前就害怕得浑身冒汗了，那时他在给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的信中写道，要是“那些野蛮残忍的家伙可以因为某个船长惩罚自己的水手而将这个船长的鼻子和耳朵割下来，而我砍掉了他们一些海盗首领的脑袋，让他们那些兄弟的尸首在弗吉尼亚的风中摇摆，因此在他们宏伟的复仇计划中，我成了他们的首要复仇目标，一旦我落入了他们手中，我可以预见的将是多么不人道的待遇啊”。但斯伯乌德这种情况并非个案。例如百慕大群岛的副总督霍普，他和海盗之间也有些足以让他害怕的宿怨，霍普说，“就是因为我维持法纪，并且动用了大型军舰来对付他们，那伙恶棍已经竭尽全力要毁掉我”。

        根据历史学家马科斯·雷迪克(Marcus Redliker)的说法，海盗们这些有实际行动支持的威胁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奏效的。例如，某位百慕大群岛的殖民地官员就曾抱怨，岛上的居民“害怕处死这两名海盗会使我们的船只在一旦不幸落人海盗之手时会面临更为残忍的对待”，因此，这些居民不愿意为法庭提供宣判所需的证词。在人们看来，海盗们誓言报复的威胁都是言之凿凿的，因为海盗们那以野蛮残忍而着称的名声确实给政府官员们带来了压力，使他们在打算积极追捕这些海上匪徒之前要三思而行。反过来，这种情况也就缓解了海盗身上所背负的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

娱乐与工作相融

        海盗们动用残忍酷刑折磨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将那些虐待成性的船长们绳之于“法”。按照威廉·斯内尔格雷夫的说法，“他们为这些恶行所找到的托词就是要为水手们伸张正义”。和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折磨行为背后的目的不一样的是，这种驱动着海盗们做出种种残忍行径的目的里包含有更多的个人因素。就如我们在第1章中曾探讨过的，有些海盗当初干起了海盗营生的原因就是受到了船长的不公对待。当他们做了海盗之后，这些海盗中的部分人就会把以牙还牙看作他们要做的事情了。

        和其他驱动海盗犯下残忍恶行的动机一样，所谓的“伸张正义”动机也有助于海盗建立一个“疯子不可惹”的名声。而且，通过惩罚那些虐待成性的商船船长，海盗们也能在商船水手中建立起一个正面的名声；这有利于他们招募人手，会使得商船船员更愿意在受到海盗袭击时投降，甚至会令商船船员乐意通过其他方式来协助海盗，例如告诉海盗们贵重货物都藏在什么地方了。然而，和之前提到的其他动机不一样的是，在这种义务维护“正义”的情况下，似乎海盗们的心里不会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老想着收益，可这并不意味着海盗们为了伸张“正义”而搞的酷刑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利他主义，除非这种针对“虐待”的复仇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公德”。尽管如此，对那些可恶的商船船长施加酷刑也许真的为其他在海上谋生的人们带来了公共收益。

        回想一下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为了防止船长虐待船员，英国有好几条用于保护水手的法律。但是，这种官方保护可能没法执行，而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就使得水手们在遭受船长的虐待时无法获得有效的或者至少是即时的保护。就在法律无法将这种商船船长绳之于法的时候，海盗们挺身而出了，这可真够古怪的。原则上，英国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政策来增加给水手们的保护，使他们免遭商船船长的毒手。例如，政府可以在每一条起锚驶离英国港口的商船上派驻政府官员；类似的，政府还可以派遣海军舰艇在各个水域巡航，并且截停他们所遇到的每一艘商船，登船检查船员们和船上各大小头目相处的状况。但显然，诸如此类的政策都是不太现实的。

        其一，对政府来说，这些政策的成本将会极为高昂，还会增加海军方面的压力。

        其二，要是这些政策都落到实处的话，那将会大大拖慢商船的流动速度并且给商业活动带来负担——而英国政府想要促进的恰恰是商业活动。

        衡量一下这些在公海里将作恶的船长绳之于法时所产生的成本收益比，海盗确实比政府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尽管在巅峰时期，海盗人数也只有皇家海军人数的15%,但海盗的人数依然是较多的。而且，对海盗而言，将作恶的商船船长绳之于法的额外成本是非常低的，反正他们无论如何都是要寻找并且截停商船然后上船打劫的。

        问问被抓的船员看船长是如何对待船员的，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伸张正义，这只需要花上很少的时间或者精力。当海盗们惩治那些曾经虐待过他们的商船船长时，那些惩治行动所带来的收益都已经足够弥补他们所付出的少量成本了。而且，基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理由，因为海盗本身就是法外之徒(而且还被人看作癫狂之人)，所以海盗所叫嚣的“伸张正义”的威胁是甚为可信的。

        在占领了一艘船后，“根据海盗的风俗传统”，海盗们会“审问船员，弄清楚他们的船长对他们如何"。要是船员们告诉海盗说船长有“不良行为”，那海盗们就会动手惩治他。海盗们会通过酷刑来实现这种惩治，当中包含了一些之前曾提到过的折磨方式。例如，海盗船长克里斯托弗·康丹特在占领一个“由大约20艘船组成的运盐船队后，就问船队里的船员他们的司令官待他们如何。对那些有船员投诉的官员，他就拎出来鞭打一番后再把盐水泼到他们的伤口上”。

        那些特别不幸的船长有可能会落在某些曾经在他们手下做过水手的海盗手中。要是这个船长还曾冤枉过他的船员，那他可要倒大霉了。例如，爱德华*英格兰手下的某名海盗在爱德华一伙人抓住斯金纳的船时，立即就指认出了船长斯金纳(Skinner)——他本人曾是斯金纳手下的水手长。显然，斯金纳当初作这名海盗的船长时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这名海盗是如此评价这名船长的：“哦，斯金纳船长！是你啊？你是我唯一想看到的人！我可是曾受过你不少的‘恩惠’呢，现在我该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了。”海盗们将斯金纳“绑在绞盘上，拿玻璃瓶扔他，让他浑身伤痕累累。之后，他们又将他放到甲板上，不停用鞭子鞭打他，直到他们自己也筋疲力尽为止”。英格兰的手下“朝(斯金纳)的头上开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当托马斯·汤伯伦(Thomas Tarlton)在巴沙洛缪·罗伯茨的船上遇到某位俘虏时，他一定是和斯金纳一样沮丧了，因为他在过去曾拒绝帮助这名俘虏。这名俘虏认为“汤伯伦在过去做了一些不人道的事情”，所以“忍不住责备了”他。这些话“传到了罗伯茨的耳朵里，罗伯茨就将汤伯伦拎出来狠狠地殴打并且折磨他，要将他绳之于法好伸张正义”。

        相反，要是那些被海盗抓住的船员都为他们的船长说好话，那么海盗们不但不会对这个船长施加惩罚，有时甚至可能还会因为这名船长人地道对待船员们、因为其良好的行为而对其施加奖励。例如，当托马斯·库克林(Thomas Cocklyn)那一伙海盗占领了威廉·斯内尔格雷夫的船只后，根据斯内尔格雷夫本人的说法，因为他下令要求船员们进行反抗，“海盗们很热切地想要打爆我的脑袋，但我手下有些人，他们当时在后甲板区上看着一切，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高声大叫：‘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杀我们的船长！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好的船长了！’”如此一来，海盗航手告诉斯内尔格雷夫，不但他“本人因为没有一个手下控诉他而性命无虞了”，甚至在他被扣押的后期，由于他给海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索性送给了他一艘装满了贵重货物的船。类似的，霍普金斯船长也是因为正直对待他的水手们而在海盗手中逃过一劫的。当抓住他的海盗提议要对他施加“汗刑”的时候，好些认识霍普金斯的人都热切地为他求情，声言他从来没有虐待、冤枉过任何人，海盗们因此放过了他。那些认识商船船长亨利·富勒(Henry Fowle)的海盗也会为他求情，并且告诉那些同伙说“他是个正直的人，从来都不会虐待任何水手”，这使得富勒的船躲过了被烧毁的厄运。

        海盗们还可能会送礼给某些商船船长，前提就是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和这些船长发展出一段友谊，并且这些船长在未来可以帮他们一把。例如，海盗船长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就曾占领了一艘由史密斯船长指挥的属于北卡罗莱纳州的船。

        刘易斯待史密斯非常有礼，他送给史密斯的东西和他从史密斯那里抢来的东西价值相当甚至还要更加贵重；之后他还放走了史密斯，并且告诉他，一旦他在海上赚够钱了，他就会来北卡罗来纳州找史密斯，到时他就需要仰仗他们的友谊了。

类似的，塞缪尔·贝拉米那一伙海盗对罗伦斯·普林斯(Lawrence Prince)所表现出来的仁慈也令人吃惊；他们在劫掠了罗伦斯的船之后，“将他们从理查德德船长那里抢到的船只(这是他们在最近抢到另一个战利品)给了普林斯，并且在船上装满了最好最优质的货物，直到再也装不下，还给了普林斯船长20镑的金银好让他有足够的路费”。为了商船船员们更乐意向海盗投降，有些海盗甚至会向落在他们手中的受害者“支付”货物，这样受损的只会是货物的东主，但船长和船员就不用担惊受怕了。就如亚历山大·斯伯乌德指出的，“在海盗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他们会送礼物给商船的船长和船员，所送的东西往往是些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的货物，用以代替被他们抢走的东西”。例如1720年时，商船船长诺特在他们一船人被海盗抓住之后应该是不会太失望的，因为袭击他们的海盗“从船上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后又送了钱物给诺特，这些钱物的价值相当可观,和被他们拿走的货物价值相当”。还有约翰·高手下的海盗，他们总觉得应该给他们的受害人“做出补偿”，他们把“自己用暴力从其他人那里抢来的东西”送给了其中“一名受害人”，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是由暴力劫掠和慷慨仁慈结合在一起组成的暴徒式正义”。

        想要指出海盗所带来的威胁以及他们所伸张的“正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船长的虐待行为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封写于1722年的信显示，这一切还是有点效果的；这封信由三名商船船长写给弗吉尼亚州总督，他们写道，“一旦我们遇上海盗，将可能受到的最大伤害就是我们将会遭受到这伙法外之徒的折磨，即使仅仅是威胁要责打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船员，这些海盗也会在我们身上用上所有他们能想出的酷刑”。商船船长对海盗“正义”的恐惧也许确实让他们对待水手时不那么严厉了，从这方面来看，海盗的行为也许真的有助于改善船员的福祉。

        当然了，海盗式的正义所带来的并非都是“光明美好”的东西。也许海盗可以填补因为高昂费用而导致的政府正义的缺失，但与此同时，海盗式正义也会因为完全不受控制而生问题。例如，海盗们大多不是因罪施罚，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严厉得多的惩罚措施。一般官方法庭都会采取罚款方式来惩罚那些滥用私刑的船长，海盗却偏爱死刑，而且他们往往会用他们那些残忍而古怪的方式来处死商船船长。而且，在海盗的私人“司法体系”中，仅有的参与者就是满肚子怨气的水手和海盗们；船长们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因此，在这种海盗式正义中，根本毫无客观性可言。即使海盗们也会寻求公平公正(但他们却没有)，由于他们完全依赖于水手们的证词，他们可能会杀死或者折磨那些无辜的商船船长。例如，愤怒的商船船员也许会指责那些“惩治”他们或者是减少他们口粮配给的船长，即使船长这么做是合法的。简单地说，海盗针对商船船长搞出来的“司法体系”，和监狱里那些囚犯翻身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对狱卒们的监管惩治一样——能有多理性呢？没错，如果只能用合法的司法体系来对付某些不择手段的人们，这些人可能会逃脱惩治；但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也会有其他一些根本不应受到惩罚的人会在海盗手里受到折磨。

不会残忍地对待每个人

        海盗们的酷刑，尽管往往是非常残忍可怕的，但却很少会是独断专横的。相反，海盗们主要是运用一些灰色的策略来实现他们追逐利益的目的。通过那些残忍的酷刑，海盗们建立起了一个疯狂、残忍和毁掉一切的名声，而且他们还会努力地维护这个名声。如此一来，这些“来自不可思议的地狱的怒火”(和海盗同时代的人曾如此定位他们这群人)，“给你呈现出一幅最为生动的地狱画卷”，他们所打造出来的品牌让人如此畏惧，以至于都没有几个人敢于反抗他们了。俘虏们会放弃他们原本想藏起来不让袭击者找到的贵重货物，某些政府会因为担心海盗报复其官员以及公民而在抓捕和惩罚海盗之前会先三思。尽管海盗们看起来显然是“受到魔鬼唆使”(某个法庭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许多海盗同时代人口中那些“海盗身上的愚蜜和疯狂”其实是理性而合理的，甚至是经过他们自己精心安排的行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显示出他们与禽兽无异，甚至比禽兽还糟糕。

        海盗折磨他们的俘虏除了为追逐利益之外，还是为了追求“正义”。据说当海盗们当初还是商船上的普通一员时，他们曾受过船长的:虐待，因此，当他们成为海盗之后再次遇上从前曾虐待过他们的船长时，或者是遇上那些受到其手下船员指责的船长时，他们都会很乐意；好好惩治一下这些船长的。从一方面来看，海盗们将这些船长“绳之于法”的行为，也许真的限制了此类虐待的泛滥，从而在即使政府力；有不逮的情况下也能帮助改善船员们的福祉。但从另一方面来肴，由于缺乏监管，海盗们的“执法”有可能是不公正的、过度的，并且在不少的时候，甚至是毫无理由的。

        尽管海盗们折磨俘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目的”的，但也有些时候他们纯粹是为了虐待他人。我关注的主要是前一种情况，因为后面这种情况已是人尽皆知，并且这种情况还歪曲了人们对海盗酷刑的看法，使得人们错误地认为海盗折磨人肯定就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没有把这看作一种例外情况。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和一小撮商船船长、海军船长以及旱鸭子一样，也有一小撮海盗就是心理变态的。例如弗朗西斯·斯贝克斯就曾强迫理查德德·霍普金斯船长吃下“一碟蜡烛”来取悦自己。但斯贝克斯这种闹着玩的折磨看起来更像大学宿舍里的胡闹，和那些真正虐待成性的海盗，例如爱德华·洛比起来还是小儿科。洛曾经将一个受害人活活烧死，理由仅仅就是那人“长得脑满肠肥的”，洛觉得“他在火里应该可以煎得很香”。

        但即使是洛，也不会残忍地对待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相反，当把人放走反而能给他带来利益的时候，他经常会收起他那种荒谬的激情。我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洛曾释放了一批来自英国的俘虏，因为他对这批俘虏没什么企图。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洛似乎都会意识到控制好自己的虐待狂热有多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虐待会损害其船员们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在受到尽可能少抵抗的情况下掠取战利品。例如洛曾经抓住了一个老头，他要把这个老头作为人质从马德拉总督那里得到水。这伙海盗威胁说如果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把这个老头吊在桁端上，“但最终老头体面地(海盗们是这么说的)获释了”。当他回家的时候，“他身上所穿的衣服比起他刚被海盗抓住那会儿要光鲜得多了”。要是在此类和政府达成的协议上背信弃义，那可能会毁掉洛的诺言，而且也会导致未来通过抓住人质来换取赎金的做法更难达到目标。显然，在某些时候，利益动机是可以强大到足以让那些最喜欢施虐的海盗们也会自我克制的。

海盗行为VS经济学

        ☠海盗们并不是把每一个抓到的人都拿来折磨一番以获取乐趣的施虐狂，甚至还有少数海盗对待其目标是非常仁慈博爱的。

        ☠海盗们用他们那恐怖的臭名昭著的工具建立起了残忍和疯狂的名声，这个名声使得海盗劫掠行当的收益率得以提高。

        ☠为了避免俘虏们的消极抵抗，海盗们就搞出了他们那套广为人知的折磨酷刑，主要是为对付那些隐藏或者毁掉贵重货物的俘虏。

        ☠除了防止俘虏们将贵重物品藏匿起来之外，海盗们用野蛮酷刑折磨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用来震慑政府，使他们不敢前来镇压。

        ☠海盗们折磨人的最后一个理由则是出于“正义动机”，将那些虐待成性商船船长绳之于“法”，从而替那些曾受到其虐待的船员们出口恶气。

        ☠大多数时候只要俘虏们求情，海盗们都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但是少数时候他们在惩罚俘虏时还是做得过分了。

        ☠总的来说，海盗折磨俘虏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用于培养恐怖名声的一种手段。他们希望自己的恶毒故事能广为人知。

第4堂课你就是恐怖的化身

中心课程：品牌不败！

阅读书单：不需要你阅读什么书，相反，你在这节课中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以你所能炮制出来的最恐怖面目出现。形象最吓人的学生可以额外多得5个学分。形象最不吓人的家伙将会被流放。

        建立品牌对任何一个成功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对海盗而言。第3章中，我们探讨过海盗是如何建立他们的品牌的，他们所用的是和现代企业一样的方式手段：口碑和广告。海盗手中的受害者和那些18世纪的报纸都在无意中充当了海盗发言人，使海盗们那令人畏惧的暴力疯子名声得以广为传播、成形。

        现代合法企业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聘请品牌专家帮他们设计标志和口号，协助他们设计并实现其希望公众熟知的形象。尽管如此，没有几个人能像海盗那样在没有专家协助的情况迅速获得了极高的品牌认知度。海盗们那黑旗上的骷髅头标志恐怕比金拱门更为人所熟知。他们的“徽标”是如此深入民心，以至于无数现代企业——从卖汗衫的到卖油炸食品的，都会欣赏(并且用上了)他们的徽标。

        让这么一个标志依然保有活力的，正是海盗们为了这个标志所传达出的信息而作的奉献(屠杀抵抗者、放过和平投降的人)以及他们为了让自己显得残酷而所作的疯狂努力。就如“新娘公主”号上那位令人生畏的海盗罗伯茨所言：“一旦有流言说某个海盗变得软弱了，人们就会开始反抗这个海盗，这就没啥好说的了，就是动手吧！任何时候都是要动手。”所以，为了确保他们看起来不会显得柔弱，海盗们会折磨那些尝试藏匿或者毁掉贵重物品的俘虏，并且会在俘虏们没有上述行为时也表现得像群疯子。

        如果说对他们的模仿就是对他们的最大赞美，那海盗们真该在他们那水下的坟墓里脸红耳热。今天世上有一系列数量惊人的产品都是受他们启发而来的一从摩根船长朗姆酒，到《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再到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旗下的橄榄球(Rugby)子品牌服装，这些东西，都是17、18世纪时海盗们在建设自我品牌上所取得的成功在当代社会的传承。正是他们的品牌让海盗们如此令人难忘；也正是他们的品牌的长久成功，如今使得海盗有能力从我们的钱包里抠出钱来。

第五章要么加入海盗，要么去死——海盗征募制度背后的经济学

        ☠人们认为海盗们大都是被强迫成为海盗的，他们通过强制征募来扩充自己的队伍。当然这有一些事实的支撑，那就是有强征的现象。对于那些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例如木匠、医生、修桶工等等，海盗们的“爱才之心”使他们不得不利用一点点手段胁迫这些人入伙。然而这些人毕竟只占少数，对那些普通水手而言，他们则享受不到被强征的待遇，甚至往往会被海盗们拒之门外。总之，大部分水手都是自愿成为海盗的。貌似海盗们也有点善心，殊不知这也是海盗们自私自利的结果。

        在有关海盗的大众小说里，海盗们的宣言总是既简单又可怕，一旦抓住猎物，海盗们就会给俘虏们提供两个选择：要么加入海盗帮派，要么去死。一旦遇上这样的“选择”，许多俘虏都会选择加入海盗团伙。由于大众海盗文化中频繁地重复着这样的主题，于是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强制征募制度和鹦鹉以及假腿一样，都是海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众海盗文化也让人们产生了另一个看法，海盗都是些嗜血的杀手，可以仅仅为了娱乐就取人性命。

        和许多人所共知的海盗恶行一样，这个有关“海盗宣言”的谣言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事实做支持的。海盗们确实会强迫某些水手加入他们，但是，这种“海盗宣言”并非是海盗们的常用规则，相反，只是一种例外做法。实际上，大部分水手都是自愿加人海盗行列的。和其他有违直觉的海盗行为一样，此种行为也是海盗自私自利的结果,而非海盗善心的结晶。海盗们通常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而用志愿加入的人来扩充他们的队伍。讽刺的是，恰恰是类似的成本收益考虑使这样一个印象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即海盗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被迫加入的。要解开如此明显的矛盾，关键依然在于深藏不露的海盗经济学。

征募制度的成本与收益

        和需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吸引其所需水手的皇家海军不一样，“海盗们在招募普通人扩充其队伍时毫无困难”，而且还是不需要动用武力的。就如我在前言中所详细描述过的那样，在17、18世纪的商船上，生活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而且对绝大部分普通水手来说，可预期的未来收人都是非常微薄的。在海盗船上的生活当然也不会如野餐一般轻松，但至少对比之下轻松了不少，没有那么多的虐待，而且可预期的未来收人往往是相当高的。要是一个落在海盗手中的俘虏能克服他心中那种道德困境，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他根本不会在做出加入海盗队伍的决定时遇到什么困难。例如，抓住威廉·斯内尔格雷夫的其中一个人就曾告诉他，“人们通常会对自己有了加人海盗行列的机会感到高兴”。

        尽管有很多水手已经做好准备受雇于劫掠他们的人，但问题是,为什么海盗们会把他们当作自由身揽进队伍里，而不是将他们当作“义务兵”那样使唤呢？海盗们要是强制征募成员的话，其好处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自由人会拿足属于他们的那份战利品，而另一方面，义务兵经常是啥都拿不到的。因此，海盗们完全可以强迫俘虏来的商船船员(即使是那些希望加入他们的船员)劳作，而不是承认他们是自由人，这还能提高海盗自己应得的份额。既然海盗们本身已经是法外之徒了，他们强制征募水手也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成本”的。如此看来，强制征募海员应该是这帮海上强盗们的不二之选才对啊。

        然而，这样的结论只有在我们忽略了海盗强制征募水手时所产生的法律外成本时才成立。我们在前面探讨过，海盗的自我管治对他们实现其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海盗们没法仰仗政府来维系海盗内.部的合作、镇压不满情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他们必须自食其力完成这些事情。他们通过自行制定的海盗宪章实现了这一切。海盗们一致赞成用以管治他们那些船只的种种条款，这就杜绝了冲突和相左意见的出现。要不然，这些冲突会危及到他们合作追逐利益的能力。尽管当水手们不肯自愿签署宪章、不肯像其余船员那样拥护管治船只的法规时，海盗团伙可以强迫受制于他们的水手们在这些规章下签名；但这种强制征募制度会削弱海盗们用以巩固其内部团结合作的一致性，而且会在暗中破坏制定这些规章时所希望实现的目的。海盗船长罗伯茨似乎就深谙个中道理，他曾评价说，强制征募制度“会危及他的管治，而且长此以往甚至会毁掉他的管治”。

        强迫船员加入除了会影响海盗之间的和谐相处，还有可能会因为这些船员奋起反抗压迫他们的人而导致海盗团伙分崩离析。当手下7名被迫加入的船员在木匠爱德华·吉士曼(Edward Cheeseman)的带领下密谋推翻船上的“海盗管治体系”并且因为“船上那些自愿成为海盗的船员如此之少”而得以成功之时，海盗船长约翰·菲利普斯必然已经明白了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吉士曼以及其他被强征来的海盗奋起反抗，将当初抓住他们的人送到政府手里，当政府官员给这帮禽兽定罪并将他们处死的时候，吉士曼他们肯定是满心欢喜的了。被强征来的船员同样也推翻了“名誉复仇”(Fame’s Revenge)号上威廉·费勒(William Fly)船长的统治，他们将费勒和他手下的海盗们送到当局那里，最后当局判处这帮海盗死刑。类似的，要是政府抓住了一条海盗船，诸如强征船员一类的俘虏就会是最迅速背叛当初抓住他们的海盗的人，而且，作为海盗最近活动的目击证人，可以提供一些足以让海盗们被判死刑的证据。例如，在弗吉尼亚州，“曾经成为海盗俘虏的一男一女……成了令当初抓住他们的海盗被定罪的关键证人”。

        而且，被强制征募而来的水手们一有机会就会抛弃当初强征他们的海盗。要是这样的人在最终将会被抛弃的海盗团伙中占了大头，那么他们的离去将会令这个团伙孤立无援——在争夺战利品的时候将会没有足够的人手驾驭船只。例如，海盗船长约翰·芬纳(John Firm)的“晨星”号(Morning Star)上就有48名被强征来的船员“将芬纳抛弃在了大科曼诺岛(grand Comanos)上……这是一件有预谋的事情，因为那艘船上有那么多人是被强征来的”。还有逃出虎口的强征船员，他们还可以给政府提供某些情报，政府则可以利用这些情报来抓捕海盗或者给海盗定罪。例如，海盗船长约翰·高的“复仇”号上就有一个当初被强抓来的船员逃脱了，“他向政府投诚了……并且告诉政府谁是高，船员中还有些什么样的人，这伙人在船上都会干些什么，还告诉了政府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伙人种种预谋的一切信息”。

        即使这些被强征来的船员从不曾尝试逃走，要是他们成了船员中的大多数，那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会对他们所在的海盗船造成严重影响的。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这些被迫加人的船员当然会不那么愿意“全力以赴”，甚至会故意“少出些力”，好让整个海盗团伙最终落入他人手里。例如，短视的科尼利厄斯船长(Cornelius)就曾让70个被强征来的船员加入到他的团伙中，当发现了几艘大型军舰后，他“下令全力逃避追捕，但却发现手下的人不太愿意动手，原因就是有70个被强迫加入的船员在他船上”，他在别无选择之下只好自行航向其他地方。类似的，高船长手下的海盗们不得不在发现了一支可能的法国船队之后迅速逃走，高说“不和这艘来自马提尼克岛的船只开战的理由就是他自己的船上有大量的俘虏船员”。

        由于强迫水手加入会带来诸如此类的种种代价，海盗们不愿意强迫那些并非心甘情愿的船员加入他们。有些海盗更是用尽一切办法避免强征水手。例如，当爱德华·洛抓住了菲利普·阿什顿(Phillip Ashton)的时候，他就按照海盗的传统开始询问那些被抓的船员谁愿意加入他的团伙。据阿什顿说，“根据海盗往常的习俗……他来问我是否会签署他们的宪章条款并且加人他们”。作为一个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阿什顿拒绝了。被拒的洛后来又回到阿什顿的身边并且“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当阿什顿再一次拒绝的时候，洛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又再接近阿什顿的身边，这一次，他以带着“威胁的严厉口吻，命令式地问我是否会加入他们”，当阿什顿第三次拒绝了之后,这个海盗“攻击”了阿什顿，不过不是通过他的拳头来攻击。相反，他们在这位正直的水手面前“展示了其他类型的诱惑，希望能赢得他的心……他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和仁慈来对待我”，他们给阿什顿提供了饮料并且倾尽全力来“安抚阿什顿的伤痛”。只是当阿什顿第四次拒绝的时候，饱受挫败的洛才开始动用暴力威胁，宣称“要是你不签署我们的条款、不跟我们走，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让洛无比震惊的是，即使面对如此威胁，阿什顿依然顽固不屈，最后这名海盗船长还是将阿什顿放走了。显然洛清楚知道硬拉一个人加入他们的代价会有多么高，以及一个自愿加入的人会带来多少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费力地说服阿什顿加入他的团伙、在他们的条款下签名呢？

        尽管抓住他的人不断提高邀他加入的价码，可阿什顿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在这个方面，他实在是个正直得异乎寻常的人。其他许多被抓的水手可没有阿什顿的那种端正品行。相反，就如斯内尔格雷夫所看到的那样，那些水手们“往往都会因为能有这样一个成为海盗的机会而兴高采烈”。还有其他几个专门观察海盗的观察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也证实了海盗们确实厌恶强迫水手们成为海盗。例如百慕大总督本尼特就曾向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抱怨道：“我恐怕过不了多久这些海盗的数量就会翻倍，因为有这么多人乐意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呢。”亚历山大·斯伯乌德也曾向海军部的专员发出类似的哀叹，说是海盗的“势力由于有来自被俘船只的新人加入而日益壮大，尽管他们说他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加入他们”。

        在17世纪晚期，某位海盗的同时代人也觉察出了海盗们的这个特点。例如，他在描述某个海盗团伙夺得战利品后争论内部资历辈分的时候就曾指出：“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动用任何武力，也没有强人所难，因为他们曾经宣称，他们从来没有而且在将来也不会强迫别人加入他们。”曾落在海盗手里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ett)就曾在某场针对塞缪尔·贝拉米手下一名海盗的审判中作证说：“海盗们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得强迫任何俘虏加入他们，那些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心甘情愿的。”

        还有一些船员不仅仅是心甘情愿加入到抓住他们的海盗团伙中，他们甚至会乞求加人。例如，当罗伯茨*巴沙洛缪一伙人控制了“昂斯洛(Onslow)”号后，船上的人是如此热切地希望加入到罗伯茨一伙中，这使得海盗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本是一条运送士兵的快速军舰。据一名目击者说，海盗们何止是不用强迫人们加入，“愿意加入他们的人比他们所能接收的人还要多”。根据另外一名目击者的说法，“海盗们非常鄙视大部分自愿加人他们”的“昂斯洛”号船员，他们“在这些船员反复乞求之后最终接收了他们，但仅仅是出于仁慈”。更有一些海盗，他们不但不会强迫水手加入，还会有选择地确定可以加入他们的人选。例如，爱德华·洛就拒绝让已婚的人加入他们，“他不会让他手下的任何一个人受到如此强烈诱惑的影响，这些诱惑包括妻子和孩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这些人在他手下工作期间会觉得不自在、会有抛弃他回家与妻儿团聚的念头”。而罗伯茨·巴沙洛缪那一伙海盗则不允许“旱鸭子”加入他们，他们“只会让水手加入”；而且罗伯茨也不会让爱尔兰人加入他们一伙，“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乡下人会违反海盗们早已接受的种种规则，他们之前就曾被一个叫肯尼迪的爱尔兰人骗了，这家伙拿了他们的钱跑路了”。

        尽管对海盗们来说，强迫一个普通的商船水手加入他们所产生的代价往往会超越其收益，但如果目标是那些技能娴熟的水手，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和商船一样，海盗船也需要一些有一定技能的水手。然而，和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水手不一样，想要遇到那些熟练的水手是比较难的。而且，没有一技之长的水手或多或少可以互相替代对方在船上所从事的工作，没有谁会对整伙人的成功带来重大影响，而熟练的水手是难以替代的，而且他们对团伙里其他人能否正常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海盗们总是需要强征一些拥有技能的水手，有时，有些熟练的水手会自愿投靠抓住他们的海盗。但是上述种种因素极大地提升了压迫熟练水手所带来的好处，因而使得海盗经常会在自愿加入者不出现的情况下强迫熟练水手加人。

        在典型的海盗团伙中，专业水手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因为他们的专此性，他们却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海盗船长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船上“被强迫工作的都是木匠、填塞船缝的人、军械维修员、外科医生、乐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最常:被强迫在海盗手下工作的熟练水手都是些什么人。外科医生很重要,这理由太浅显易懂了——受伤或者生病的海盗和合法商船上的船员一样需要医疗救助。而要在海上取得成功，木匠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海盗船还是其他船，都会遇到一些能损坏船只的情况——岩石、风暴，当然了，还有暴力冲突，都会对17世纪以及18世纪时的船只造:成威胁。一艘年久失修或者受损的船只会航行得更慢，也可能会沉没，从而使航程无法成功完成。而木匠就是负责修复船只的。

        当将船侧翻进行清洗检修的任务时，木匠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光着的一双脚丫很重要，要么派得上用场，要么就用不上”。而且，当专业的填缝人没到位的时候，木匠还要负责填缝，这项工作包括使用麻絮、沥青来填补各块木板之间的缝隙。

        霍华德那伙人强征来的另外一些船员也担任着类似的角色——都是同样重要而又难以胜任的角色。例如，制桶工人就要负责维护船上那些储藏补给物资的木桶。要想食物的保鲜时间尽可能长，一个好的制桶工人很重要。另一方面，因为要给海盗们提供娱乐节目，或者要在海盗们开始那些包含着舞蹈或者乱蹦乱跳的折磨时提供背景音乐，所以乐手也很重要。例如，爱德华·洛那伙人就曾强迫一个来自“塞克摩尔”(Sycamore)平底战舰的男孩加入他们，原因是那个男孩“懂得演奏小提琴”。

        尽管海盗们会将强征的目标范围限定在上面所述的熟练水手中，但在他们需要普通水手而又找不到自愿加入的人时，他们并不会从原则上反对征用普通水手。但即使是在类似的情况下，那些在一开始是被迫加入的水手，也会在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变得颇为乐于从事新工作，并且最终心甘情愿地加入到海盗团伙中。

        18世纪时的某位观察家就曾记录道，“毫无疑问，事情是有可能如此发展的——一个人，无论最初被迫加入时他是多么的正直、多么无心加人或者是多么卖力反对，最终他都会变成一个热切的流氓”。例如，某个被抓的商船船长就曾如此评价他手下的两名船员——“最初他们是受海盗胁迫的，但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此后成了海盗”。类似的，曾落在海盗手里的哈利·格拉斯比(Harry Glasby)在罗伯特·克劳(Robert Crow)的审判上曾评论道，他相信罗伯特“在一开始是被(抓住他的海盗)强迫的”，但此后罗伯特“就和其他海盗一样，当轮到他登上被劫持的船只时，他也会打劫抢掠”。

        有些俘虏“变节”则是因为那些被迫加入的人不能和自愿加入者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不能参与船上的民主决策过程、不能分得战利品、不能通过决斗解决与其他海盗之间的纷争等。例如，被迫成为海盗的约瑟夫·威廉姆斯(Joseph Williams)就被同一团伙里自愿成为海盗的罗伯特·勃兰特(Robert Bland)打倒了，“威廉姆斯为了给自己报仇，也为了有权和勃兰特打斗，立即就以一个自愿者的身份加入了船员名单中，并且要求请假与勃兰特决斗并得到了批准”。

        但也许那些最终心甘情愿地成为海盗一员并且羽翼渐渐丰满的人中，最最出名的还是要数史上最成功的海盗船长——罗伯茨·巴沙洛缪。在1719—1722年之间的短暂海盗生涯中，罗伯茨一共俘获了大约400艘船。罗伯茨最初只是一艘贩卖奴隶的船只上的水手，当海盗船长豪威尔·戴维斯(Howell Davis)在几内亚附近海域抓住了奴隶贩子的船只时，罗伯茨被戴维斯逼迫着成了海盗。“开始的时候”，罗伯茨“非常不喜欢这种海盗生活，并且理所当然地想逃跑——只要有机会的话，但后来，他改变了他的原则”，并且在戴维斯死的时候,他接受了船员们的推举接受了船长一职。罗伯茨还曾尝试以他自己的“变节”故事来鼓励被迫成为海盗的本杰明·巴(Benjamin Parr)。当时巴“曾流着眼泪恳求罗伯茨让他离开这伙人，罗伯茨则回应道，当初他自己被人抓住的时候，也曾和巴一样流下那么多鳄鱼的眼泪”，但后来他克服了这一切——暗示着巴其实也可以做到的。

请来强迫我吧

        尽管海盗们并没有将自己看成“压榨者”，但只要看一眼他们的证词就足以明白，他们几乎普遍都会强征成员。当他们接受审判时，海盗们总是会一再宣称“他们是被迫的”，成为海盗并非他们的意愿。海盗水手往往会求情说，他们之所以会成为海盗，只是因为当初抓住他们的人“威胁要是他们不加入的话就一枪打爆他们的头”。此类言论与我们在上面所探讨过的那些来自观察家的评论(他们说大部分的海盗都是自愿的)似乎彼此矛盾，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两种说法协调一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白，海盗们长期以来在追逐利润时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职府在面对18世纪时日益严重的海盗问题时所持的态度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使得海盗越来越难以逃脱与海盗活动有关的惩处。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其引人更为严厉的反海盗法的行动上。这种法律上的变化使得海盗生涯的风险上升，从而也使投身海盗行列的代价上升。

        在海盗开始兴起的最早期，也就是1340—1536年之间，英格兰审判海盗是根据民事法来审判的，用的是特别法庭——这种特别法庭专门管标在深海所犯下的罪行，叫“海事法庭”(Admiralty court)。1536年前的反海盗法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缺陷的。更重要的是，要认定某人确有海盗行为，需要被告人亲自承认或者是.两名目击证人作证(同谋者不可以做目击证人)。在1536年的时候，英格兰引入了《海上罪行：法令》{Offenses at Sea Act)，这项法令要求根据普通法的程序来审判海盗行为——这就允许了使用同谋的证词，从而修正了原有审判程序中的缺陷。这样的审判命令将海盗的命运放在了一个由12名“同级人物”组成的陪审团手中，这个陪审团专门负责在英格兰刑事法庭的海事法庭中听审。

        但和1536年之前的反海盗法一样，《海上罪行法令》之下的反海盗法条款也有瑕疵。最重要的是，这项法令并没有给日益增多的英属殖民地指出处置其所抓捕到的海盗的具体方式。尽管有些殖民地自行修改了他们那些与海盗有关的法律程序，但殖民地本身对海盗所进行的审判还是很少见的，而且高等海事法庭有权推翻殖民地的判决。在1684年时，当英国政府认为殖民地无权审判任何与海盗有关的案件时，大部分殖民地都终止了这类审判。1536年的法令要求殖民地官员将被控告的海盗和目击证人送到英格兰本土去接受审判。由于大部分的海盗活动都发生在远离英格兰本土的各个殖民地或其附近海域，《海上罪行法令》造就了一个严重障碍，使得人们无法高效处置那些海上强盗。后来的一条法令是这样写的：

        根据过往的经验，我们发现，那些犯下海盗罪行，在海上打劫以及杀人放火的人，通常都出没于印度洋海域，以及那些非常偏远的地方，要根据原有的法令将他们送到英格兰本土接受帝国的审判令，那么让他们受到严厉的制裁就需要大费周章，如此一来，那些懒惰而又放荡挥霍的人就会更有动力去做个海盗，让自己投身于此种邪恶的生活中，自认为他们不会，或者至少没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海盗行径、抢掠行为而受到审判，理由就是，要是有人尝试逮捕并且指控他们，这些人是需要费很大力气并且会经历一番波折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700年时，英格兰又颁布了《更有效惩处海盗行为法令》(the Act for the More Effectual Suppression of Piracy)。这项新的法令授权各殖民地通过由帝国或者海军部委派的委员会来主持替代性海事法庭，便他们得以就地审判并惩处海盗。根据这项法令：

        所有在海上、周边或者其他任何港口、河流、小溪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犯下的海盗罪行、抢劫行为——在海上任何地方或者任何属于英皇的领海、领土之上，海军对这些地方有管辖权，并且可以在这些地方行使司法权，可以检验、审判、听证以及最终下判决，海盗们可以在由英皇*委员会或秉持大英帝国印鉴的其他委员会所指定的专门用于审讯海盗的各个种植园、殖民地、领地、城堡或者工厂内接受审判。

        在替代性海事法庭那里，至少有7名委员会对被指控的海盗进行审判。如果一名海盗是在殖民地接受审判(这种情况越来越多)，那他是不会享有在英格兰本土受审时所享有的那种待遇的——也就是不能由陪审团根据普通法的程序进行审判(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允许殖民地政府设立固定法庭用于审讯海盗使得这些政府在攻击抓捕海盗时获得了巨大的助力。最初，议会规定1700年颁布的这项法令要在7年之后到期。.但由于这项法令使得针对海盗的更为固定的司法诉讼实现了巨大成效，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议会数次延长了该项法令的期限，并且最终在1719年将其变成永久性法令。

        《更有效惩处海盗行为法令》还给海盗们多增加了两个额外的打击。首先，这项法令会将那些活跃的海盗同情者当作海盗从犯对待，从而会让他们接受和海盗一样的惩罚，也就是死刑和没收财产。根据法令：

        鉴于在种植园里以及其他地方，有些生性邪恶的人大力推动了海盗活动使得海盗人数有所增加……如前所述，当政府颁布法令后，所有人(不论是什么人)，不管是在陆上还是在海里，只要他们存心故意地放过或者帮助任何一个海益，或者是协助、支持、促成、要求、劝告或者建议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在海上从事任何海盗活动或者劫掠活动……或者只要他们接待、款待或者藏匿了此类海盗或者强盗，又或者是扣留了任何由海盗或者强盗通过种种犯罪活动所获取的船只、舰艇、货物或者牲畜  他们将会因此同样被看作是……此类海盗活动或者抢劫活动的帮凶，并将因此被作为这些海盗活动以及劫掠活动的主犯而接受审判。

        此外，这项法令鼓励商船船员在遇到海盗袭击时进行抵抗，并对抵抗的商船船员提供“奖励，奖励的金额对应抵抗后保存下来的货物、商品以及船只本身的价值进行换算，换算的比例最高不超过一分换算两英镑”。到了1717年时，英格兰不但会奖励那些抵抗海盗进攻的船员，还会奖励那些主动进攻海盗的船员。这些奖励，都发布在《波士顿新闻通讯》上。

        每抓住一艘海盗团伙的领头船只，奖励100英镑；每抓住一名海盗船长、上尉、大副、木匠或者火枪手，奖励40英镑；抓到次一级的海盗头目，奖励30英镑；每抓到一个普通海盗，奖励20英镑。

        1717年9月时，英国向海盗们提供了一次特赦，可使他们免于审判，并希望以此抑制他们的活动。最初这份《大赦令》(Act 0f Groce)是要在1718年9月5日到期的，但政府后来又将这份特赦令的期限延长到了1719年7月1日。有不少海盗接受了政府的特赦令，但是这些人里面没有多少让政府达成了最初的意图——当政府对这些人施以仁慈的时候，政府是有所期待的。对海盗来说，接受英皇陛下的慷慨宽恕无论如何都是划算的——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打算放弃海盗生涯。特赦令中的条款将海盗们之前犯下的所有罪行一笔勾销，因此,即使一个海盗没有打算永远放弃他那种邪恶的生活，英国所提供的特赦依然值得他去接受。

        但此后，就如首席检察官在某场针对海盗的审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很多海盗接受了特赦令，“但他们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许多人后来又走上了令人憎恶的老路”。例如，在1718年时，伍兹·罗杰斯(Woodes Rogers)——在清除18世纪时的海盗事业上，这位仁兄居功至伟，在新普罗维登斯“他让海盗人数减少了1000多个，让这些人都接受了英皇陛下的特赦”。

        但就如几个英国军官所论的那样，尽管这帮流氓“投向了英皇陛下的大赦令，宣誓效忠英皇，并且还接受了证明他们投诚的证书，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是继续着海盗的原则”。罗杰斯估计，当初接受了英皇特赦的600名新普罗维登斯海盗中；有100名在接受特赦的3个月之内又再次重操旧业了。

        1721年时，议会再次加强了反海盗法，在这一版法令里，任何与海盗做交易的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在新法令下，任何人只要“有意识地和海盗进行了任何交易，无论是通过行李货运、物物交换、交易或者其他任何形式都将会被视做、被判定犯有海盗罪”，并且将会和海盗一样接受惩罚。此外，在1700年法令中所展示的“胡萝卜”(也就是给成功抵抗了海盗袭击、护卫了船只和货物的商船船员.以金钱奖励)之上，1721年的法令又加上了一根“大棒”一一那些拥有武装却没有尝试抵御海盗进攻的船员，将会被监禁6个月并停发薪水。

        在1721年的法令中，另外一项重要补充就是，那些负责抓捕海盗以及保护商船免受海盗骚扰的海军船只，一旦自行进行贸易活动也将会受到惩罚。似乎英皇陛下的某些战船曾经将政府的船只作为个人贸易的工具而不是将其用做保护商船和抓捕海盗的工具了。例如,1718年时，牙买加总督就曾向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投诉道，“H.M.级战舰的司令官玩忽职守，本来他是受命前来镇压海盗并且护卫海岛从而保证贸易安全的，但他们在实际中却没有履行过一丝一毫职责”，相反，他们“忙于运输货物，并且从事着原本只有那些从属于海岛的船只才会进行的贸易活动”。通过引入针对此类行为的严厉惩罚，1721年颁布的法令减少了此类问题的出现，使专门对付海盗的部队更为强大。

        除了会惩罚那会协助以及怂恿海盗的平民，这些法例上的变动还可以用于起诉公务员——有些公务员还真是没有将海盗当成对手呢。海盗行业的“钱景”不但使一些商船水手腐化了，也使得政府里的某些人堕落了。就如亚历山大·斯伯乌德所指出的，“当看到有可能从这帮家伙的不义之财中分得一杯羹时，人们就很容易会倾向于放过这帮人渣”。由于流露出这种倾向就要面临严厉惩罚，这份法令可以间接地打压那些需要依赖“合法”公民帮他们展开违法贸易活动的海盗。

        所有法令上的改变加在一起，使得18世纪20—30年代时的海盗生涯具有远高于之前的风险。海盗们用自己的诡计设法规避法令中所列的种种惩罚，以此作为对不断升高的职业风险的理性回应。其中一个他们会主要用到的诡计就是所谓的“强制征募”。然而，很多时候这种说法都是失实的。用约翰逊船长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被海盗强迫加入的人中，“心甘情愿被强迫”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

        一旦受到政府起诉，大部分海盗在接受审讯时都没啥理由可给自己辩护。因此，蹩脚的辩解理由就粉墨登场了。例如，威廉·泰勒给自己辩护时的其中一条关键理由就是他是“倾向于看看，没有宣誓成为海盗，也没有像其他海盗那样作威作福”；这样的理由当然无法说服法庭。然而，其中一条偶尔奏效的理由就是说海盗们在抓住一条船之后会强迫水手加入他们。法令对那些甘愿在海上行劫的人做出了严厉制裁，大多数获罪的海盗都是被处以绞刑的，但法庭却不大愿意惩处那些因被海盗以死亡或者身体伤害威胁而最终加人海盗团伙的人。

        要是被起诉的海盗能够向法庭证明他们确实是被迫入伙的，他们就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脱审判。就如约翰逊船长所指出的，“一旦海盗被抓住了，向法庭辩解说他们是被迫成为海盗的就成了他们手中最好的一根救命稻草”。按照法令的要求，“法庭会对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被迫成为海盗的人宣判无罪”。

        例如，在1722年时审讯巴沙洛缪·罗伯茨那伙人的法庭就曾明确“满足三项条件的才是真正的资深海盗。首先，这人必须在一开始就是自愿加入的；其次，在劫掠任何船只时此人都是自愿参与的；最后，这人会自愿接受分给自愿参战海盗的那份赃物”。又或者，像审判威廉·基德(WilliamKidd)的法庭所宣称的那样，“当一个人从事海盗活动时，他必须是故意的并且是出于自愿的才会被看作是海盗；真正的海盗不是那些受人胁迫的人，而是自由人；要是一个人不是出于自愿的，法律不会认定他有罪，除非有命令认定他有罪”。显然,是否自愿加人海盗团伙是判定一名海盗是否有罪的重要标准。所以海盗们就利用了这一漏洞，假装成是被迫加入的船员。就如我们在上面所探讨过的那样，由于海盗们确实会强迫某些船员加人其中，所以法官们会认为这种“强迫”是可能存在的。

        为了让自己的这些诡计能蒙混过关，海盗们还需要捏造一些证据来证明他们是被强迫的。尽管有许多海盗仅仅只是通过宣称自己是被迫的来尝试逃避惩罚，但要是缺乏能支撑其说辞的证据，此类“强征”辩解通常都是难以服人的。

        海盗们捏造证据的方式有两种。

        首先，那些所谓被“强征”的船员(有真有假)会让他们那些曾经同样落在海盗手里后来又获得释放的同伴们在伦敦或者新英格兰的某份大报上大肆宣扬他们所受到的压迫；要是政府抓住了曾和“被强征人”一起航行过的海盗，那些“被强征人”就会拿出报纸里的文章作为他们确曾受到压迫的佐证，以此为自己辩护。例如，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mden)在“被迫登上”罗伯茨那伙人的贼船后，就“强烈要求之前和他同船的一个水手……就此事写了一篇小文加插到政府公报中”。无论是出于内疚、怜悯，还是只是为了串谋，大多数获释的水手都会非常乐意为他们这些不幸的朋友做这件事的。

        “讲述他们如何被迫成为海盗的软文”可算是被强征船员的得意之作了；可对那些为了保证自己在被抓住的时候能逃过审判定罪的“志愿”海盗来说，这一招也是非常奏效的。这些水手可以一边加入海盗团伙，一边又要求他们那些最终获释的同伴去发一篇软文，好在报纸上证明他们是被迫成为海盗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一旦他们难逃法网了，至少还有理据证明他们是被迫的，从而获得一线生机。除此之外，这种规避方法也是海盗们招揽船员时的一大利器。

        这种“软文”通过降低海盗生涯的风险使得海盗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法律环境中更容易找到自愿加入的人。因此，海盗们不但不会反对刊登这些文章，甚至在某些时候，海盗们还会主动鼓励人们刊登这些文章。例如，在某条船上，“海盗的舵手公开宣称，海盗们会带上俘虏，并将俘虏送到新英格兰去，一旦获释，俘虏们必须在报纸上刊载自己被俘的故事”。而海盗船长约翰·菲利普斯就更进一步了，他命令那些(声称是)被强征来的手下的前同事们代这些手下在报纸上发文。当他强迫约翰·贝威尔(John Burrell)加入他手下时，他就曾命令贝威尔的船长杰佛·法贝尔(Jethro Furber)“在回家之后宣称，贝威尔是被迫成为海盗的。他还说，要是法贝尔没有这么做，以后要是再给他碰上，他会割掉法贝尔的耳朵”。

        那些本身就热切希望成为海盗一员的家伙为了保证自己能在被抓后逃过法律制裁，还会用上另外一个花招来提高上面所说的那条诡计的功效。这些海盗船员会和攻击者一起合力上演一出“受到海盗压迫”的戏码——就在他们那些顾虑重重并且无意成为“邪恶兄弟会”一员的同伴面前上演。

        例如，当海盗们袭击一艘商船的时候，船上那些希望成为海盗的家伙也会想出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其中一个“志向远大”的家伙就会把海盗船长或者海盗舵手叫到一旁，告诉对方他们有多么希望成为海盗。之后，他就会要求抓住他们的海盗当着众人的面制造出一副要逼他们加入的场面，好让同船那些不愿成为海盗的水手相信他们确实是被迫的。“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海盗们会挥舞着刀剑、炫耀着他们的手枪，并且大声呼喝，好让商船上那些无意加入海盗团伙的船员和官员听到这一切”。例如，罗伯茨船长在成功劫掠了一艘商船后，就曾问一名船上的水手是否愿意跟他走，因为他是不会强迫任何人跟他走的，当时无人应答，他就大叫着说，这些家伙其实是希望来一场“被迫加入”的表演，然后他就假装强迫了一些水手加人，但这些水手实际上“都是同意加入的”。就如约翰逊船长所说的那样，“罗伯茨这些装模作样的强迫行为，往往就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

        这些“强征表演”使得那些假装被强征的海盗托人发表的软文合法化。由于诚实正直的俘虏们会相信他们目睹了同伴被强征的一幕，所以当他们在报纸上发文告知世人“受害者”的姓名时，他们是没有任何顾虑的。而且，由于这些描述了同伴是如何被胁迫的目击证人们相信这一切胁迫都是真的，以后当政府抓住了海盗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审判中为自己这些以前的同伴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词。

        根据历史学家派狄拉克·平高(Patrick Pringle)的说法，“这个花招通常都会奏效”。它之所以往往能奏效，是因为法庭会依赖于旁观者的证词来判别被起诉的海盗究竟是自由身还是被胁迫的，从而断定他们是否有罪。例如，曾成为海盗俘虏的史蒂芬·托马斯(Stephen Thomas)、哈利·格拉斯比(Harry Glasby)以及亨利·道森(Henry Dawson)就曾为被起诉的海盗理查德德·斯科特在法庭上作证。他们三人都作证说“斯科特是被迫的”，促使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就是斯科特在海盗团伙中时的行为举止。他们还作证说，斯科特“会因为怀念妻儿而哭泣”，而且在海盗们占得赃物后“不会前去分一份”。法庭根据这几个方面的理由认定斯科特是被迫的并且最终宣判他无罪。

        类似的，要是证人们作证说某个水手似乎是自愿加入或者是兴高采烈地加入海盗团伙，这将成为判定这个水手有罪的重要证据。例如，根据某名海盗俘虏的证词，“先生，当海盗们的船只前来劫掠的时候，我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名俘虏，我发现，就算有些人已经决心要加入海盗那边了，海盗们还是会对着所有人问‘谁愿意跟我们走？’而且我看到所有人都跟他们走了，都是自愿的，完全没有强迫，相反还有人急着成为最先跟海盗走的人”。根据他的不利证词，法庭认定当时所审判的海盗有罪并判处他们绞刑。基于相同的理由，要是有水手蠢到那般田地，敢公开声称他希望成为海盗，那么在他和他的同僚一起落入海盗手中，而他最终又跟海盗走了之后，他该能预料到，一旦受审，证人们也会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的。就有这么蠢的水手！其中一个是萨缪·费切(Samuel Fletcher)，他的同伴们就曾听他说过好几次，说他向上帝祈祷，但愿他们能遇上海盗；后来他们真的遇上了(他也成了海盗)。在他受审的时候，他的这个愿望被提出来作为了证据，他也因此被判有罪。

        通过那些伪造的海盗言论来逃脱法律制裁也不是总能奏效的。就如某位检察官所说的那样，法庭总是会抱着极度怀疑的心态来看待所有这些“(每一个海盗口中都会出现的)所谓受人胁迫的辩解理由”。要是某个海盗俘虏的证词与某个被诉海盗的说法相矛盾，法庭就会更加怀疑了。

        例如，塞缪尔·贝拉米手下的海盗彼特*胡夫(Peter Hooff)受审时曾争辩道，“塞缪尔·贝拉米那伙人曾威胁他说，要是他不加入他们这一伙非法组织，他们就会杀了他”。对胡夫而言，不幸的是，诸如托马斯·查克立(Thomas Checkly)这样的“维达号”上真正的俘虏，就告诉法庭说“当时贝拉米一伙人并没有强迫谁加入他们，而且这伙人还说了，他们不会违背任何人的意愿将人强行带走的”。审判海盗时，陪审团的委员们经常要就此类相互矛盾的说法进行探讨。这种时候往往证明了报纸软文是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对那些声称是被迫加入的海盗而言，尤其有用。可悲的是，胡夫并没有这样的证据。法庭认定他有罪，并且判决他和其他几个海盗“接受绞刑；你们每一个人都被吊着直至死去，但愿上帝怜悯你们的灵魂”。

        然而，即使是有报纸软文这道“护身符”，裤起诉的海盗也有可能无法逃脱定罪的宿命。就如某位总法务官所说的，法官们“厌烦了那种每一个海盗在接受审判时都会用到的陈词滥调，也就是那种说自己被迫的说法”，虽然在有上述的报纸文章做基础的情况下此种厌烦会少点。

        例如，约瑟夫·利比(Joseph Libbey)就曾“说他是被迫的，是被洛强行扣下的，并且还提供了一份公告作为证明”，但他最终还是被认定有罪并且被判处绞刑。话虽如此，海盗们的这些诡计有时还是奏效的。还是那个判处利比死刑的法庭，后来却宣判约瑟夫·斯维特斯(Joseph Swetser)无罪，斯维特斯就是拿出一份公告软文为自己辩解，那篇软文里说他是被洛船长逼迫才成为海盗的。也许，斯维特斯真的是被迫的吧；又或者，和许许多多其他海盗一样，他也只是利用他的软文来影响了法庭的判决。真相如何，我们将永远不会得知了。从这一点来看，法庭也一样永远不会得知了。

        和大众心目中所认定的恰恰相反，大部分海盗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制征募来的。海盗们宁愿寻找那些乐意成为他们当中一员的人，而不是强迫他人加入。他们这么做，就是出于对成本收益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从原则上反对以武力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从一方面来看，在很多情况下，海盗们根本就不需要动用胁迫手段来增加己方的人数。海盗船上更好的待遇以及更可观的“钱景”已是足以吸引水手加入的诱惑，一旦有机会，许多水手都会成为黑色旗帜下的一员；因此，强行拉来一些普通水手的收益其实非常低。从另一方面来看，逼迫水手的成本将会非常高。那些被迫加入的人会威胁到海盗内部的团结一致——而这正是海盗私人管治体系的根基所在。从其他方面看来，被迫加入的人也会妨害到海盗本身。他们可能会逃跑，然后向政府提供情报，又或者会导致余下的人数不足以驾驭船只。即使被强征来的人没有设法逃跑，一个海盗团伙中要是有太多被迫加人的人，那这个团伙也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为强征来的人不像自愿加入的人那样有着强大的动力。但强征那些有特殊技能的水手一例如外科医生、制桶工人以及导航人所产生的成本收益比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必需的，但又不容易遇到；而且，由于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因此不会对海盗的管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海盗往往会强征此类水手上船。

        尽管历史记录中有不少海盗自称是被迫上贼船的，但这些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检验。因为，为了应对18世纪早期法律上的变动(这种变动使得从事海盗活动的风险增加了)，海盗们会想办法来保护自己；其中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伪装成是被迫的——要表演一下，来蒙骗他们那些更为正直谨慎、不愿意成为海盗的水手伙伴，还要在报纸上发公告，宣城他们是“被迫”的。

        通过上述两大花招，海盗们一旦落入政府手中时，还可以拿出一些证明他们“无罪”的证据。这些花招使得现代人认为“大多数海盗都是被迫落草为寇”的，要是在帮助海盗逃脱法律制裁方面这些花招也做到上述成果的一半，那就不会有海盗在绞刑架上吊半天了。

海盗行为VS经济学

        ☠要么加入海盗帮派，要么去死，这种“海盗宣言”只是一种例外做法。实际上，大部分水手都是自愿加入海盗行列的。海盗们通常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而用志愿加入的人来扩充他们的队伍，这种行为也是海盗自私自利的结果。

        ☠海盗们之所以不采取强制征募制度，除了强迫船员加入会影响海盗之间的和谐相处，还可能会因为这些船员的奋起反抗压迫他们的人而导致海盗团伙分崩离析。

        ☠强迫一个普通的商船水手加入海盗行列所产生的代价往往会超越其所获收益，但如果目标是那些技能娴熟的水手，则另当别论了。对海盗而言，这些专业人士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强征其所带来的危害。

        ☠不管海盗们是被强征的，还是自愿入伙，他们总是习惯于给自己留条后路，那就是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自己是如何受尽虐待而被迫成为海盗的，一旦落入政府手中被审判时，他们便可以拿这样的“软文”作为证据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第5堂课 “压迫”只是一幕幕苦情戏

中心课程：时刻注视那些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赢利表现的法律变化。

阅读书单：弗·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詹姆斯·布坎南、罗伯特·D·托里森(Robert D. Tollison)以及戈登.图洛克的《寻租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为了在其非法勾当的成本因为新的反海盗法而有所上升时自保，海盗们需要时刻关注他们所身处的法律环境的变化，并且要想出办法来验证并且设法回避这些变化。海盗们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上演了一幕幕“压迫”的苦情戏，并且用上了“软文”来宣扬他们所曾遭受的暴力虐待，以此作为例证，好让他们的船员一旦被抓时有开脱的证据。这些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奏效的，但当面对下定决心要将这帮海盗赶尽杀绝的英国政府时，光靠这些策略是不足以生存下来的。

        合法的现代企业同样也面临着法律变动所带来的生存难题，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艰难的生存之战。在过去的280年间，政府势力增长巨大，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法规杂乱无章，并且影响着今天的每一个企业，这就使得企业比从前更需要依赖其对法律环境变化的认识和适应之道来生存。企业用以应对法律监管扩张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寻租”。某些企业聪明地想出了一些方法，使得本来对他们影响深远的法律环境有利于他们的运作。

        各种类型的企业每年都会投人惊人巨资以“跟上”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意有影响的立法程序。例如，由于立法程序可以通过向外国钢铁征收关税来保护本地钢铁生产商不受外国钢铁生产商的影响，所以本地钢铁生产商会花钱游说立法者动用法律通过征税来保护他们。假设对某个本地钢铁生产商来说，这些关税相当于500万美元，那么，比起外国钢铁生产商时，这些关税将使得本地钢铁生产商多赚了500万，那么在原则上他们是愿意掏出最多500万的金钱来赢得立法者的支持，以获得一个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他们的法案。

        政府在20世纪的扩张令人侧目，这使政府有能力去打造或者摧毁任何企业或者行业——只需通过立法程序，给企业授予某种特权或者将某种成本强加在企业或者其竞争者头上。结果就是，企业为了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制定有益于他们并且能损害其对手的法律而卷入了史无前例的寻租活动中。经济学家大卫·拉班德(David Laband)以及约翰·索夫科洛伊斯(John Sophocleus)估计，仅仅是在1985年一年中，美国私人机构就动用了接近74亿美元来“跟上”各项政治活动的步伐；到了2007年，仅仅是为了游说，就动用了不止28亿美元。

        尽管对那些不得不面对强势政府的企业而言，寻租活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则不是那么令人愉了。企业为了跟上立法程序所动用的各种资源因此没法被他们拿来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这些才是对社会有益的实际财富。就以上面提到的例子为例，当本地钢铁生产商将那500万用来“跟上”政治程序时，那他们就不能拿这500万生产钢铁了——也就是说，那500万浪费在毫无生产力可言的寻租活动上了。因此，寻租活动非但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富裕，反而使社会变得更贫穷；而且，那些寻租活动做得大有成效的企业因此受到了立法程序的保护并因此获得了某些特权，此后这样的企业很有可能会妨碍其他企业与他们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这就减少了使得市场可以有效运作的竞争压力，同时还让社会更加贫穷。

        不幸的是，在短期之内，寻租活动都不太可能消失，并且也不应该消失。只要政府有能力在牺牲其他企业的前提下授予某些生产商以特权，那对企业来说，寻租还是值得的。那些希望兴旺发达的企业必须密切注视立法环境的可能变化，以便能熟练地利用凡此种种变化。

第六章我们不把黑人海盗当奴隶——海盗宽容性背后的经济学

        ☠17—18世纪，当黑人还在以奴隶的身份被到处买卖之时，在海盗船上也出现了黑人。但出现在海盗船上的黑人则大多数都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仅享有选举头目的杈利，甚至在成功实施劫掠之后还可以得到同等份额的报酬。残酷的海盗此时又似乎摇身一变成了早期的废奴主义者？果真如此？事实上，海盗和西方世界的白人一样对黑奴有所歧视。那在他们的“同攻同酬”制度背后又掩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在英格兰，政府直到1772年才废除了奴隶制；而在英属殖民地那里，黑人奴隶直到1833年方始享有自由。在美国，奴隶制一直持续到了1865年；而直到更久以后，美国黑人才开始在政治上以及工作中享有同等的公民权。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漂浮于海上的海盗社会里，某些海盗团伙早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让黑人水手享有和白人水手同样的津贴待遇和“公民”权利了。这些海盗不仅将投票权的范围延伸到黑人水手身上，还真正实行了“同工同酬”，或者，换句更恰当的话来说，是“同攻同酬”。当你考虑一下17、18世纪时，世人是如何看待以及对待黑人的，你就会发现，海盗们的这一做法是多么令人震惊。

        在17、18世纪时，并非只有海盗船上会有黑人船员。商船、皇家海军船只、贩运奴隶的船只都需要黑人水手来干重活。某些熏人甚至会在名义上成为某些来往于不同海岸或者不同小岛之间的小型船只的船长，但这些黑人中没有几个是自由人。相反，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奴隶，代表他们的主人或者被他们的主人租用出去负责操控船只，或者就是一些逃跑出来的奴隶，只不过在一些需要他们的船只上找到了工作。和合法船只比起来，海盗船上的黑人船员比例甚为可观，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们有时还会享有和白人水手同僚一样的权利。相反，在合法船只上，奴隶水手无可避免地就只能被当作奴隶看待——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出海航行是得不到任何报酬也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海盗们是早期的废奴主义者吗？他们是哈利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前辈吗?是无视肤色差别的先驱吗？当然不是！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是那些崇高的理想驱动着他们吸纳黑人水手并且给黑人水手以报酬以及一整套的权利。在海盗所处的独特环境中，恰恰是他们的自私自利解释了何以他们会有此类激进的进步行为。原来，还是“那只看不见的钩子”培育了海盗们的宽容。

黑人海盗

        杰拉菲·博斯特(W. Jeffrey Bolster)在他的《黑色杰克》(Black Jack)中曾深入地检视过大航海时代的黑人水手，他说，虽然很难找到相关数据，“但他的感觉是”，海盗中的黑人水手数量“比当时的商船或者海军舰艇上的黑人水手数量更多”。例如，在1718年时，爱德华·英格兰船长手下的海盗团伙中就有80名黑人，而罗伯茨手下的海盗团伙在1721年时也有88名黑人。1717年时，“黑胡子”的海盗船上有60名黑人海盗，而且这些黑人海盗中，至少有一个和“黑胡子”本人私交不错。这名黑人海盗名叫凯撒(Caesar),“他是个果敢的家伙，他生出来就是个黑奴”。

        历史学家肯尼斯·金科(Kenneth Kinkor)曾做过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将好几个海盗帮派中的种族构成比例整理了出来。表6-1所展示的就是他整理出来的数据；这个表说明了活跃于1682年至1726年间的23个海盗团伙中的种族构成。表中所呈现的海盗团伙，都是一副种族混杂的景象。在金科所整理出的样本中，黑人船员所占的比例在13%〜98%之间。

表6—1           23艘海盗船种族构成比例，1682—1726

船长

年份

船员

总数

白人

黑人

黑人所占

百分比(％)

Anstis

1723

60

40

20

33

Bellamy

1717

180

<153

>27

>15

Charpes

1713

68

48

20

29

Cooper

1726

19

15

4

20

Davis

250

<210

>39

>16

Edmonson

1726

10

6

4

40

England(est one)

1718

180

130

<50

<28

England(est two)

1719

380

300

80

21

Franco

1691

89

39

50

56

Hamann

1717

25

1

24

96

Hamlin

1682

36

16

22

61

Harris

1723

48

42

6

13

La Bouche

1719

64

50

Lewis

SO

40

40

50

Lowther

1724

23

16

9

39

Philips

1724

20

17

3

15

Roberts(est. one)

1721

368

280

88

24

Roberts(est. two)

1722

267

197

70

26

Shipton

1725

13

9

4

31

Thatch( est. one)

1717

100

40

60

60

Thatch( est. two)

1718

14

9

5

36

Unnamed

1721

50

1

<49

<98

Williams

1717

40

<25

>15

>38

        所有这些海盗团伙中，没有一个是只有白人的。23个团伙中，有7个(也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里面有至少一半船员是非洲裔的。要是这些样本具有代表性，那么它们所揭示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在海盗的黄金年代里，大大小小的海盗中有25%〜30%的人是黑人。

        但历史学家们并不完全认同黑人船员在海盗船上所拥有的地位，例如，大卫·科丁力(David Cordingly)就认为黑人船员大部分是奴隶。他说，“海盗和西方世界里的其他白人一样对黑人有所歧视”。他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理由的。就如本书自始至终所强调的那样，海盗们都是十分重视追逐利益和收获利益的机会的。

        为了增加财富而做些必需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贩卖某些抓来的奴隶，在其他时候，则意味着要扣留他们抓来的奴隶，让这些奴隶去完成船上某些需要仆役来做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显示海盗在种族意识方面比他们那些来自合法社会的同时代人更加先进。但是，海盗和他们那些来自合法社会的同时代人拥有同样的偏见并不意味着海盗也会和那些人一样带着偏见去行动。看起来似乎有所矛盾：海盗们在蔑视黑人水手的同时，却又平等地对待他们，但实际上这根本没有矛盾。

        说这个没有矛盾的理由在于，沉湎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偏好中的代价会很高的；正是这种高昂的代价会使得人们做出一些与自身实际偏好有出人的行为。想进一步弄明白这个道理，不妨看看一个热爱深色头发的女子但却厌恶红发女子的顽固雇主。

        这个顽固的雇主拥有一家鞋厂并且需要雇用一些人手。红发女子和拥有深色头发的女子生产力是一样的；在同样接受了60小时的训练后，两者在每个小时里可以生产出同等数量的鞋子。但是，红发女子愿意领取10美元的时薪，而深色头发的女子为着同样的劳动却要求20美元的时薪。

        那么这个顽固的雇主会做些什么呢？他讨厌红发女子，但是，他每雇用一个红发女子，每一个小时内他就可以多出10美元的利润。换句话说，要是他想沉湎于自己的偏见中，他每雇用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子，每一个小时内他就要多付出10美元。要是这个顽固的鞋厂老板不但顽固而且足够贪婪的话，他会雇请那些红发女子，尽管他鄙视她们。追逐利润的动机“强迫”他在做出雇佣决定的时候扮成一个毫无偏见的人。事实上，正是追逐利润的动机导致这位讨厌红发女子的雇主表现得好像更喜欢红发工人。考虑到红发工人每个小时所收取的报酬要少于深色头发的工人，这个有偏见的雇主在实际中“歧视”深色头发的工人并且只雇用红发工人，是有回报的。

        这位有偏见但是却要追逐利润的雇主，他的行为(也就是只雇用红发工人而放弃深色头发的工人)同样也会导致两种工人的工资趋同。当他雇用的红发工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红发工人的工资就会上涨；同时，由于他雇用的深色头发工人减这些工人的工资就会下降。前者工资上升，后者工资下降，如此一直变动，直到两者工资之间不会再存在一个可被雇主利用来提升利润的差距，也就是直到两种工人的工资完全相同。

        当然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位顽固的雇主完全可以选择将他那种根据发色选择工人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实践中。在这个例子中，并没有法例阻止他歧视红发工人。但是，只要他关注的是如何赚到尽可能多的钱，有没有法律阻止他都没关系了，这个顽固的雇主依然会像个热爱红发工人的人，而不像是鄙视她们的人。他对发色的偏好和他那不顾发色的行为和谐共存，因为对他来说，只关心前者是会产生成本的，这就使得他根据后者来采取行动了。顺便提一句，要是这个顽固的雇主决定，即使会亏钱他也要按着自己对发色的喜好来雇人，那么在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他的生意是不太可能长久做下去的。一个比他更为看重利润的竞争对手可以雇来所有更为便宜的红发工人，使得他的产品价格相应降低，从而使那个为了拥有深色头发的工人而付出更多报酬的顽固雇主没法降低价格，最终关门大吉。

        这个例子和海盗之间的关联就在于，这个例子告诉了我们(或者也没有告诉我们)，海盗的种族主义如何影响海盗船上那些黑人船员的地位。和上面所说的顽固鞋厂雇主相似，当涉及其生意时，很有可能海盗们也是“有歧视之思，无歧视之实”。简单地说，只是因为海盗和他们那些身处合法社会的同时代人一样厌恶黑人，就认为海盗一定也会像那些人一样弃用黑人肯定是错误的。毕竟，海盗是要追逐利润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关心金银财富而非黑白肤色。

        现在不大可能说出在表6—1所确认的黑人海盗中，有多少是自由身，又有多少是奴隶。但有好几个事实证明，在海盗船上，为数不少的黑人水手是拥有一定地位的“正当”海盗成员——这个比例肯定比合法船只上的比例要高。例如，在海盗团伙里，会有一些黑人可以携带武器，并且可以主动参战。就曾有几个黑人海盗和“黑胡子”并肩作战。类似的，在巴沙洛缪·夏普(Bartholomew Sharp)的那伙海盗中，有个黑人海盗在战斗时和他的任何一个白人同僚一样卖力——“这个黑人的腿中枪了，大家让他下火线，他拒绝了；在他被当场射杀之前，他还打死了四五个人”。除非海盗们有着让奴隶拥有武装的危险偏好，同时奴隶们又乐于帮助那些拿他们当牛马使唤的主人致富，否则，这些拥有武装并且可以参与战斗的黑人水手应该都是自由身而非奴隶。例如，夏普那伙海盗中的黑人肯定就是个自由人。夏普手下某个白人海盗曾评论道，“这个家伙曾经是个奴隶，但是我们的船长让他获得了自由，并且将他从牙买加带了回来”。

        有好几个黑人海盗，不仅活跃，还被提拔到了重要位置上，有的甚至进人了海盗船的管理层中。例如，上面提到的凯撒就曾接到一个重要任务——万一他们的海盗船被政府控制了，他要负责将这条船炸掉。类似的，某艘西班牙海盗船上的引航员(这可是海盗团伙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一个“黑人”。还有，就如马科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所说的那样，“黑人水手成了海盗先头部队的一部分；先头部队都是些最受信任最勇敢无畏的人，他们被委派去登上那些即将到手的船只上……而爱德华·康丹特手下的先头部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黑人”。

        这些黑人海盗总会使人联想起“美国第一个整合的全国军队”中的黑人战士，也就是独立战争期间的“大陆军团”中的黑人战士。根据历史学家大卫·费切(David·Fischer)的说法，当时的这些战士，后来有些晋升为了新英格兰的上校——在1776年，这可是颇为令人瞩目的功绩啊！显而易见，在带领“大陆军团”实现种族融合的马萨诸塞军团第14军团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那些渔业小镇，例如马布尔黑德镇(Marblehead)；在这些镇上，人们普遍从事航海业，因而种族融合也就更为普遍了。但即使是这个小镇里的联合军团，也是比海盗们的“联合军团”迟了半个世纪出现的。

        黑人海盗们的其他行为也昭示着他们自由人的身份。例如，在斯蒂德·邦尼特(Stede Bonnet)的手下有一名黑人海盗就展示出了他在团队当中的“固定”地位。他曾和一名叫约翰逊·克拉克(Johnson Clarke)的白人俘虏搭讪，搭讪时，他和其他海盗一样饶有兴致地把克拉克叫做“黑奴”。克莱克是这么说的：“我在船尾，其中一个黑人走了过来并且咒骂我，问我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样去干活，还跟我说，我就应该像个黑奴一样被使唤。”

        还有曾经被这同一伙海盗抓住的托马斯·杰拉德(Thomas Gerrard)也认为，只要那些黑人水手是自愿加入这个团伙的，那些海盗就会将他们当作自由人看待。

        杰拉德说：“其中一名海盗走来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不会加入。他就说，我啥都不是，就是个黑奴，要是我不加入他们，我就会成为他们那些不分肤色的奴隶中的一员。”

        百慕大总督在写给贸易与种植业委员会的信件中也证实了杰拉德言论中的含义；他写道：

        随着这些黑人在最近变得越来越粗鲁无礼，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会起来反抗，因此，我们不能依赖他们的协助，相反，我们要提防他们加入到海盗行列中。

        要是“加入到海盗行列中”的黑人不过是从一种奴隶变成了另一种奴隶，那总督大人的这种担忧就显得有点怪异了。但如果自愿成为海盗的黑奴可以获得自由，那这种担忧就合情合理了。

        虽然有时法庭会因为海盗船上的某些黑人船员是奴隶而宣判他们无罪，但也有一些法庭将黑人海盗看作是“固定”海盗的一员，认为他们在船上也享有和白人海盗一样的地位。法庭就曾对“黑胡子”手下的五个黑人海盗进行审判，并对这五名“据说是黑奴”的海盗做出如下描述：

        他们被带到了这条海盗船上，并且看起来和其他船员一样关注海盗活动，因此他们也应该被当作海盗接受审判；要是对他们所处的状况出现了任何其他看法，法庭在审判他们时也应该将这些看法考虑进去。

        很明显，后来并没有“对他们所处的状况出现了任何其他看法”。法庭认定这几名黑人海盗有罪，并判处他们死刑。要是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某些黑人海盗所处的“状况”和白人海盗一样的话，这些黑人海盗必然是能拿到同等份额的赃物，并且还能享有与其他船员一样的权利。例如，曾有证人就某一伙海盗的活动作证，揭示了海盗船上不仅有作为自由人的黑人海盗，而且这些黑人海盗还和白人海盗一样享有同等的投票权。

        在1721年时，一名叫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的“外科医生助手”成了约翰·泰勒船长手下的一名俘虏，并被强征加入其海盗团伙。他获释后，曾在证词中记录了泰勒那一伙海盗曾搞过的一次重大投票活动——“有112名白人和40名黑人投票支持前往西印度群岛以尽力获得特赦”。这一次投票活动肯定不可能是海盗船上包括奴隶和其他活动受限的个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因为摩尔说，和他一样是被强征来的“外科医生们也无权就此事投票”。尽管摩尔的证词没有涉及黑人海盗所领的报酬，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有权投票的黑人海盗能拿到和其他自由人一样的报酬。例如，根据金科的说法，“黑胡子”手下的俘虏亨利·博斯托克(Henry Bostock)曾作证说，“黑胡子”手下的黑人海盗可以和白人海盗一样领取赃物，“似乎奖励都是基于个人的工作是否高效而给出的，并非是基于海盗们的肤色”。

集中的成本、分散的收益与海盗奴隶制

        在海盗船上，有为数不少的黑人是奴隶，这个事实算不上让人惊讶吧；该让人惊讶的是任何一个在海盗船上的黑人都被当作自由人看待。我们更可能会认为，海盗甚至会将他们从商船上所捉到的自由黑人也当作奴隶来使唤。而商船船长是不能将这些黑人当作奴隶使唤的，因为法律保护了这些人的自由身份。但海盗们作为彻头彻尾的法外之徒，肯定会因此不受所谓法律保护的束缚，于是肯定可以将他们看中的任何人拿来当奴隶使唤，管他本身是不是自由人呢。即使拥有自由身份的黑人海盗人数不多(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点)，那我们又如何解释海盗将自由给予了那些他们本可以拿来当奴隶的黑人呢？

        但原来解释起来是很容易的。成本收益推理对解释这个现象大有裨益。我们将会看到，往往就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使得海盗们将黑人水手当作自由人来看待。

        一个奴隶从事任何生产活动时所产生的收益对他的主人来说都是额外收益，因为他的劳动本身是“没有成本”的；尤其典型的是那些只有一个主人的奴隶，这个主人会因此享有一切由这个奴隶带来的额外收益。例如，如果向糖业种植园中增加一名奴隶，这名奴隶每年可；以帮助种植园主人增加1000美元的额外收益，而种植园主人是会全额享有这1000美元收益的。然而，在海盗船上，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就如共同拥有他们的船那样，海盗们也会共同拥有奴隶的劳动成果。这是由我们曾在第2章中所探讨过的海盗报酬体系决定的。

        还记得吗？在这个体系中，全体船员的劳动成果都会被集中起来，然后会以几近均等的比例分配出去(除了少数几个海盗头目会拿得稍微多一点点)。因此，要是一个海盗团伙将某个黑人水手当作奴隶使唤(或者将其他别的什么人当作奴隶使唤)，那么这个奴隶所创造出来的额外收益将会和其他人的劳动收益捆绑在一起再在整个团伙中进行分配。当然了，这些收益只会在那些拥有自由身份的海盗当中进行分配，这就是奴隶制所带来的好处了。对海盗团伙来说，奴隶的劳动可以说是“零成本”的，因为海盗们不会分一份赃物给奴隶，于是这个奴隶的劳动就使得他们可分的赃物更多了，从而在分赃的海盗人数不变的情况下，他们能有更多的收益可以瓜分。

        在一个拥有N名海盗的团伙中，要是加入一名奴隶能增加一份价值为1000美元的赃物，那么，每一名拥有自由身的海盗就能因为让这人做奴隶而额外得到一份“1000除以N”美元的赃物了。注意了，这种情况和种植园主的大不一样，种植园主是完全享有由他的奴隶所创造的1000美元额外收益。相反，每一个自由的海盗只能享有1000/N美元的额外收益。从这个方面看来，海盗们从奴隶制那里获得的收益是“分散的”。

        我可以补充一些实实在在的数字，用以说明对海盗来说，将黑人水手当作奴隶使唤所带来的收益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分散。就如在前言中所指出的，平均每艘海盗船都会有大约80名船员，然而，这个数字同时包含了自由人和奴隶(假设海盗船上真的有奴隶)。要是如金科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平均每个海盗团伙中有25%的人是黑人，为了论证可以进一步假设，团伙中所有的黑人都是奴隶，于是余下的其他船员(共60人)可以平均分享他们的赃物。这意味着，要是如上面所举的例子那样，每增加一名黑人奴隶可以让海盗团伙多得1000美元收益的话，那么每一个自由的海盗所能分到的额外收益就是最多16.67美元，或者说，大约是由这个奴隶所创造的额外收益的1.67%0于是，在海盗报酬体系之下，每一个海盗只得到了不到2%的额外收益，但要是他像种植园主那样是奴隶唯一的主人，他是有可能独享的。现在这个不到2%的份额实在是挺小的。

        相反，对每一个海盗来说，奴役黑人水手的成本是非常“集中”的，每个海盗都要承担奴隶制缺陷所带来的成本。奴役一个黑人水手所产生的成本和奴役一个白人水手所产生的成本是非常相似的。尽管此类分布到每个人头上的成本都是分散在所有自由的海盗身上的，但强制征募船员所产生的最重大成本，也就是导致整个团伙被抓甚至被处死的威胁，是会分别集中到每一个海盗头上的。和每一个海盗所能享受到的由奴隶制带来的收益(就是钱和货物)不一样，奴隶制给他们所带来的成本是无法均分的，例如死亡，如何均分？如前面所探讨的那样，在海盗的报酬体系下，每一个海盗原则上只能得到1.67%的由奴隶创造的额外收益，但原则上他却要100%承担由这个奴隶带来的成本。

        集合起来，一个奴隶可能给他的船员同伴带来的成本就是60名海盗的性命；但从单个海盗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他们那自私自利的成本收益计算公式来看，其余59人的性命是不会考虑进去的。对他来说，唯一成本高昂的死亡就是他本人的死亡，而这一个成本永远都只会由他一人完全承担。相反，一个奴隶带来的“集合收益”只是在原则上可以有某一个海盗独享，前提是，他就像个种植园主那样独享这个奴隶的劳动成本，那样他才可以100%占有所有由这个奴隶产出的收益。他之所以无法独享的唯一原因就是海盗船上的奴隶劳动成果所有权体制，这可是海盗报酬体制的衍生物，这个体制使每个自由的海盗都是这名奴隶劳动成果的“拥有者”。

        和被强征来的白人一样，奴隶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导致海盗团伙被抓。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在政府部队接近船只时只做最少的反抗，使得他们的团伙在战斗中落败，然后使政府能抓住奴役他们的人。更重要的是，少数族裔的奴隶也可以和那些被强征来的白人一样起义造反，并且让他们的奴隶主接受法律制裁。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了；当然了，白人能这样做，不是白人的奴隶也可以这样做的。

        例如，就有一个印度裔的俘虏帮助政府抓住了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的团伙。根据菲利普斯手下某个白人俘虏的说法，这个印度人可不仅仅是那次起义的一个参与者，他是那次起义能够成功的关键。这个白人俘虏说，“要是没有他，我们的图谋很有可能就会失败，并且我们会被海盗处死”。类似的，在金纳威(Grinnaway)船长的单桅纵帆船上，那些黑人俘虏参与推翻了奴役他们的人。就如上面指出的那样，要是类似这样的起义成功了，每一个海盗都要完全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这后果往往就是他的海盗生涯甚至是他的性命的终结，而这对他来说很重要。这种集中的成本和海盗奴隶制那分散的收益摆在一起，就使得许多海盗有了将黑人水手看作自由人而非奴隶的强烈动机了。

        将海盗船上和商船上与工作奴役有关的“分散的收益、集中的成本”的逻辑做一番对比会是很有趣的事。由于商船的运作是合法的，因此海盗奴役别人的主要成本，也就是由奴隶造成的海盗团伙被抓、被处死，在商船上不但是不集中的，简直就是不存在的。同样重要的是，在商船上，奴役黑人所带来的收益不但不会像海盗船那样是分散的，反而是集中的。就如前面所指出的，商船上也有黑人水手——少数是自由人，但主要都是奴隶。在陆上的船东或者在船上的船长拥有这些配备在船上的黑人奴隶。因此，由这些奴隶带来的全部额外收益都归他的主人所有。这种收益不但没有分散在许多海盗那里，而且还是集中在奴隶主身上的，因此奴隶主就有了强烈的动机继续奴役他的奴隶。这种强烈的要继续奴役黑人的动机就解释了为什么合法船只上的黑奴永远都是黑奴，而那些奋力登上海盗贼船的黑奴有时反而能获得自由。

        鉴于这些分散的收益以及奴役黑人水手所带来的高度集中的成本，那某些海盗团伙让黑人海盗获得与白人海盗相当的地位而不是将他们当作奴隶使唤就不会让人惊讶了。但那些不这样做的海盗又是为什么呢？就如我们在早前所指出的，会有一些海盗拥有奴隶的。撇开奴役别人所带来的收益的分散性以及其成本的集中性不管，在某些情况下，海盗奴役黑人水手所带来的收益应该还是高于其成本的。那么，为什么有时海盗会觉得奴役他人有利可图，有时又不这样认为呢？

        对海盗来说，影响其奴隶制赢利能力的因素有好几个。前面的讨论只是聚焦于那些在海盗船上被迫以奴隶身份工作的黑人水手；但海盗同样也希望有可以拿去贩卖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奴役别人所带来的收益就不仅仅限于奴隶们的“免费”劳动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了，而是包含了当奴隶被卖出时所赚到的1/n的价钱。要是奴隶的卖价很高，那么这份收益尽管是分散的，却也依然会是丰厚的。更重要的是，要是海盗们能找到一个专门出售被抢来的奴隶的市场，那么这些奴隶所带来的集中成本就会非常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把奴隶送达之前，海盗们只需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管治这些奴隶，使得这些奴隶没有机会起来反抗。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奴隶们是不大可能导致海盗被抓的，因此，这时海盗们拥有奴隶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也会在撇开上述的分散收益和集中成本时对海盗奴隶制的盈利能力有所影响。就如在第5章中所探讨过的，和其他所有船只一样，海盗船也会需要一些拥有熟练技能的海盗来驾驭船只。比起那些普通船员，那些拥有熟练技能的船员是很难找到的。要是海盗们不能为某个岗位找到自愿加入的人，而某个被抓住的黑人水手又可以胜任这个岗位的话，那么这个黑人水手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会显着提高了奴役他所带来的收益。

        类似的，要是海盗抓来的黑人奴隶不具备驾驭船只所需的航海技能，这也会影响到海盗们心目中的成本收益计算。要是那些被奴役的水手在起义反抗他们的奴隶主之后不懂得如何将船交给政府的话，那他们给奴隶主带来的威胁就会小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海盗们奴役黑人俘虏的成本虽然仍然是集中的，但就比其他情况低很多了；因此，这种时候海盗们有极大的动力去奴役他人。

        然而，最能影响到海盗们奴役他人动机的重要因素也许该是这么一种可能性——当奴隶们奋起反抗控制了船只并且将之送到政府手里的时候，他们有多大可能会接受法律的制裁。第5章曾探讨过18世纪时各项法律上的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海盗行当比之前风险大。《更有效惩处海盗行为法令》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然而，议会直到1719年时才将这项法令变为永久法律。因此，直到1719年，政府针对海盗活动的法律机制才给足火力全面开动。在议会将1700年法案变为永久法案之后的几年内，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海盗人数开始急剧减少，两者之间并非只是巧合。因此，1719年标志着政府反海盗战争出现重要转折。

        由于法律上的这些调整，从1719年开始，海盗被政府审判并定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由于对海盗来说，奴役他人的集中成本就在于      奴隶们有可能会协助政府将海盗绳之于法，所以海盗们在1719年前比1719年后更有动力去奴役他人。这就意味着，那些更有可能奴役黑人水手的海盗都是那些活跃于1719年前的海盗；而那些活跃于1719年后的海盗则更乐意将黑人水手看作是自由人——这一切都是由前面所述的集中成本推理所决定的。

        就如我在早前所指出的，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让我们得以直接去检视究竟有多少黑人水手是奴隶，又有多少黑人水手是自由人。然而，我们从表6—1那里得来的数据让我们得以间接地弄清楚一点。这里面所展示的证据是和上面所提出的论点相一致的——这个论点就是：活跃于1719年前的海盗比起活跃于1719—1726年间的海盗更倾向于奴役黑人水手。在表6.1中，1719年前的海盗团伙中平均有46.6%的船员是黑人，而在1719—1726年间的海盗团伙中，平均只有34.2%的船员是黑人。

        在议会将《更有效惩处海盗行为法令》变为永久法案之前和之后，黑人船员所占的比例相差了12.4%，这表明，比起在1719年之后那相对严峻的法律之下活动的海盗，在1719年前没那么严酷的法律之下活动的海盗很有可能拥有更多的黑奴。至于海盗们在1719年前和1719年后所拥有的黑奴比例之间的差别，其成因就在于海盗们被绳之于法的可能性不大确定。但由于有上面所提过的海盗奴隶制所带来的集中成本——海盗们在选择对待黑人所用的政策时，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种成本，因为他们自身被绳之于法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至少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在早期海盗帮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黑奴后来却缺席了。

妖里妖气的海盗

        曾有几个学者认为，海盗就是一群同性恋者。历史学家伯格(B. R. Burg)有关海盗性取向的研究《鸡奸与恶魔的看法》{Sodomy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il)给这个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鉴于海盗在诸如管治、社会福利以及种族关系等其他方面的激进表现，不难想象他们在性取向方面也有着超前的思维。

        尽管如此，海盗却未必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关注身边那些恶棍的性取向。伯格指出的，在17、18世纪所有航行于海上的船只中都会有同性性活动的出现。我觉得伯格高估了这方面活动的覆盖范围，但是同性恋不会只限于发生在“旱鸭子”身上，这倒是没啥好质疑的。可即便如此，似乎也没有太多证据显示海盗主要是由同性恋者组成的，更不会是像伯格所声称的那样，“同性性活动……是海盗成员之间唯一的一种性表达方式”。

        相反，倒是有些证据可以证明，至少有部分海盗不是同性恋者。例如巴沙洛缪·罗伯茨手下有好几个海盗显然就更喜欢女性，他们曾告诉一个俘虏，他们打算“花钱和那些葡萄牙女黑奴呆在一起”。还有其他一些海盗，例如斯蒂德·邦尼特就是和女人结婚的。根据18世纪时流言所述，“黑胡子”还有不止12个老婆呢。没错，这个流言本身有多可信实在值得质疑；但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要是“黑胡子”本身对女人没有任何兴趣，那诸如此类的流言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了，结婚并不会妨碍一个海盗参与鸡奸活动，而且，海盗们利用异性恋的假象来掩饰其同性恋倾向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两个海盗是穿着异性服饰出现的。这两个人都和海盗中的花花公子“棉布”杰克·瑞克姆(“Calico”Jack Rackam)船长一起航行。但他们穿着异性服饰出现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两个人都是女性。事实上，这两位是我们所知道的海盗黄金时代中仅有的四位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女海盗中的两位。其中一位是安妮·伯尼(Anne Bonny),她是杰克的情人，并且打扮得像个男人一样和他的手下一起出海。令人惊讶的是，另一名易装成男人的女海盗玛丽·里德(Mary Read)也是杰克手下的一名海盗，这简直就是一种挑衅。奇怪的是，伯尼将里德当成了一名海盗小伙子，并且爱上了她；但当最终伯尼发现里德原来是个女人的时候，她的希望就此粉碎。就如杰克船上一名叫做多萝西·托马斯(Dorothy Thomas)的海盗在杰克那伙人的审判中作证时所说的：“现在在栏杆后面的那两个女人、女犯人……都穿着男人的上衣、长裤，在头上绑上手帕，各自手里还拿着大砍刀和手枪，还对着男人们发出咒骂。”

        根据其他两名目击证人的说法，伯尼和里德“在船上非常活跃,啥都愿意做”。显然，两位女士以男士的面目出现并在一群海盗中如鱼得水。对这两位女士与其他海盗的差异之处，多萝丝·托马斯唯一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她们的胸部大点”。

        尽管如此，伯尼和里德的“宽广胸怀”也不足以阻挡正义的车轮。法庭判处两人绞刑。但她们的性别却并非毫无用处，牙买加总督尼古拉斯·劳伊斯(Nicholas Lawes)向他在英格兰的上级汇报说，尽管“两名女士(来自普罗维登斯岛的老处女)被证实曾积极参与海盗活动，有诸如穿着男人衣服、持有武装等行为，但由于她们很快就要生孩子了，所以对她们的判决延后了”。两名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女海盗因此得以逃过惩罚。

        尽管伯尼和里德两人的易装打扮甚为有趣，而且她们两人之间几近女同性恋者的感情以及她们与杰克之间的三角关系也颇有意思，但这些事情都不足以证明海盗之间有同性恋。海盗群体内部充斥着雄性激素。我们在之前就探讨过，有些海盗团伙会禁止女人上船，以防止因为争风吃醋而引发的冲突(说句公道话，罗伯茨的团伙还禁止小男孩上船呢)。正是因为此种禁忌，伯尼和里德才会把自己伪装成男人。这明显会让女扮男装的伯尼有点困惑，所以她会对里德产生感情，因为她以为里德是个男人(这意味着这是一份异性感情)，但最终她却发现里德和她一样也是女扮男装的。但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同性恋的迹象。

        我在这本书中不同地方曾多次提到那些喜欢戴着有色眼镜去看17世纪时的海盗的人，他们曾提出了一种叫做“matebtage”的机制——这里面多少含有些同性恋的暗示。在这种机制中，两个海盗会组成一对，双方都同意和对方分享彼此的财物，并且会订立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要是两人当中有一人在战斗中死去，那他应该分得的那份赃物就会归到他那位“水手”(matelot)头上。要是在这种协议安排中有那么一些暗示着同性恋的东西，那么我得承认，这肯定被我忽略掉了。就如艾斯克默林所描述的那样，所谓的“matelotage”协议有时会公开地为死去的海盗醉给其“妻子”的遗产设立分配条件：

        当某人服役够了，他可以找到一名伴侣，然后两人将自己所用的财物放到一起。他们会签署一份文件，某些情况下，这份文件会列明，活得比较久的那名伴侣可以获得(两人共有的)所有东西，在其他情况下，这份文件会要求活得比较久的那名伴侣将部分财物给予死去的伴侣的妻子或者朋友(前提是死去的那个已经结婚了)。

        和其他海盗活动一样，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风险共担”来解释。“matelotage”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保险。通过在两人之间分享未来的收益或者损失而不是一人独担一切，海盗们就将他们这种职业生涯的风险分散出去了。至于他们是否和对方行云雨之事就不是关键了。总之，“matelotage”这种形式的关系为海盗创造了一种保险，并且帮助他们承担在海上行劫时所产生的风险。

        海盗们和黑人水手之间的关系是很奇特的。从一方面看，海盗对待黑人的态度和他们那些身处合法社会的同时代人相比并无两样；海盗们一样也会抢掠奴隶、蓄奴以及贩奴。从另一方面看，海盗们对黑奴似乎又非常宽容。一群海盗当中，可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船员是黑人；而这些黑人当中有很多人从前也是奴隶，但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在海盗团伙里获得和白人水手一样的待遇。在海盗民主管治体系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也有投票权，并且很可能也能分到相同份额的赃物。这可是尤其引人注目的，因为从表面上来看，海盗们没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抓来的黑人水手当奴隶一样使唤——不管他们本来就是农奴还是自由人。

        但海盗船上那种简单的“分散收益、集中成本”的逻辑解释了海盗们何以会这么宽容。由于在海盗船上将黑人水手当作奴隶使唤所带来的收益都是分散在众多自由的船员当中，同时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成本都是要由每一个自由的船员完全承担的，所以，对海盗来说，有时使唤奴隶并无利润可言。虽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但有些时候，那只看不见的钩会使海盗们在种族共处方面有些进步行为，而这些进步行为是和他们心中的种族观念不一致的。

海盗行为VS经济学

        ☠在17—18世纪，当黑人还只是奴隶供人役使之时，海盗船上的黑人却能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且在劫掠商船之后他们还能分得一份报酬。当然，海盗们并非早期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也许海盗们和西方世界的白人一样对黑人也有歧视，但同时又给予黑人同等的待遇，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黑人作为奴隶所创造的财富实在是寥寥无几，并且若是黑人或者背叛逃离，将会威胁到整个海盗组织的安危，因此不如将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只有当海盗们短暂地拥有某些黑人奴隶，在这些黑奴来不及反抗或逃离，更无法给整个海盗组织带来危险时，就将他们高价卖出获得丰厚回报，海盗们才会将黑人当作纯粹的奴隶来对待。

        ☠当海盗们无法为某个岗位找到自愿加入的人，此时被抓住的某个黑人水手又可以胜任这个岗位的话，这个黑人水手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值得海盗们去奴役他的。

第6堂课开放的心态就是一个装满财富的柜子

中心课程：发薪水的日子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日子，不要让你的歧视挡住了它的去路。

阅读书单：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歧视经济学》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的《种族与经济》

        海盗们为了实现其“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有时会将他们关于黑人、白人种族差别的看法放到一边转而更加关注金银财富。对合法的现代企业来说，这一经验尤为重要。

        海盗们的“竞争对手”就是其他的船只，它们由一些和海盗一样的种族主义者运作，而且，海盗船上那些少数族裔水手往往都是逃跑的奴隶，因此都是人微言轻，根本没有资格“挑挑拣拣”为自己谋得一个比现有贼船更好的落脚点。因此，尽管追逐利润的动机使得某些海盗在“集中成本和分散收益”的夹攻下仍然能将自己的种族看法放在一边，对不同种族的人有所包容，但他们的种族政策却是丝毫没受竞争压力影响的。

        然而，对现代社会的合法企业来说，仅仅是竞争压力一项就已经对他们的底线有着重要影响了。无论一名雇主本身是否歧视黑人、妇女、残疾工人或者海盗，他若是放纵自己的歧视就只会让自己的利润受损。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其成因了：如果雇主只是因为自己不喜欢某个人(不论是因为什么理由)而拒绝雇用这人，而这个人能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又将远远大于其从企业身上所索取的报酬的话，这雇主要是不雇用他简直就是在自毁长城。若是一个雇主真的这样做了，那些更为看重利润的竞争对手就可以取而代之雇用这名工人，使得这名雇主蒙受损失而竞争对手获益。因此，比起海盗，对合法的现代企业来说，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个开放的心态更加重要。

译者后记

        拜《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所赐，曾一度沦为“小飞侠”彼得·潘手下败将兼陪衬的海盗船长，如今已然堂堂正正地荣升为诸多故事的主角；可尽管地位变了，留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却似乎一如既往。

        说起海盗，你首先会想起什么？

        我会想起木船、火炮、眼罩，巧言令色的鹦鹉，以及流里流气的杰克船长。每一个形象都那么鲜活而乖戾，浑身上下充满怪异的暴力气息，有趣而又邪魅。

        直到翻开这本书之前，活跃在我脑海里的海盗们，无一能跳脱出上述的想象框架。而就在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心里暗自发笑道：果然经济学是把万能钥匙啊，无论是什么人、物、事，只要和经济学挂起钩来，总能鼓捣出些头头是道的说法，光看个标题我都能猜出作者要说些什么。

        事实证明，我并非全猜错，当然也没有全猜对。有一点我没有料想到的是，海盗居然是推行民主体制的先锋人物，就在那些令人遐想的海盗船上，他们实现宪法民主的时间比美国还要早了100年！

        这可不是作者信口胡诌出来的结论；在翻译的过程，我经常会碰到作者引为佐证的史料摘抄，不难看出他是经过缜密的梳理才会逐步得出这样的推断。整个翻译过程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作者的这种认真劲头了。

        当然了，在他的一手挖掘下，海盗们那些有别于固有形象的思维与行为同样令我过目难忘。终于，他们在我的脑海中跳出了那样一个光凭虚构来支撑的框架，被还原成了更为真实也更富有理性的人。

        我不敢说经济学真的是一把万能钥匙(作为一个学经济学出身的人，这样说未免有点自卖自夸之嫌)，但经济学真的能给我们解开许多谜团(包括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视为合理的谜团)提供助力，最起码，能让我们放下许多偏见与情绪，用更为理性、中立的角度去看人和事。

        作者把书写得那么有趣，我就不写太长或者太过严肃的后记来续貂了。以上只是我在翻译此书过程中的点滴感悟与收获，其实还有许多散落于搜索、翻查资料与典籍等过程中的乐趣，就不在此一一细表了，毕竟，这不是一本探讨如何让翻译充满乐趣的书。

        最后，我要感谢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给我提供了支持的人们：任文科、何帼英、陈振煌、黄耀文。谢谢你们！

傅西西

一切为了您的阅读价值

        ★您知道自己为阅读付出的最大成本是什么吗？

        ★您是否常常在阅读过一本书籍后，才发现不是自己要看的那一本？

        ★您是否常常发现书架上很多书籍都是一时冲动买下，直到现在一字未读？

        ★您是否常常感慨书籍的价格太贵，两百多页的书，值三十多？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图书所花费的时间+阅读图书所花费的时间+误读图书所浪费的时间

        选择合适的图书类别

        目前市场上的图书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五小类：

        1. 引进图书：引进图书来源于国外的出版公司，多从其他语种翻译成中文而出版，反映国际发展现状，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较弱，这其中包括三小类：

        a) 教转书：这类书理论性较强，体系完整，但多为学科的基础知识，适合初入门的、需要系统了解一门学问的读者。

        b) 专业书：这类书理论性、专业性均较强，需要读者拥有比较深厚的专业背景，阅读的目的是加深对一门学问的理解和认识。

        c) 大众书：这类书理论性、专业性均不强，但普及性较强，贴近现实，实用可操作，适合一门学问的普通爱好者或实际操作者。

        2. 本土图书：本土图书来源于中国的作者，反映中国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较强，但国际视野和领先性与引进版相比较弱，这其中包括两小类，可通过封面的作者署名来辨别:

        a) “著”作：这类图书大多为作者亲笔写就，请读者认真阅读“作者简介”，并上网查洵、验证其真实程度，一旦发现优秀的适合自己的作者，可以在今后的阅读生活中，多加留意。系统地了解几位优秀作者的作品，是非常有益的。

        b) “编著”图书：这类图书汇编了大量图书中的内容，拼凑的痕迹较明显，建议读者仔细分辨，谨慎购买。

        阅读的收益

        阅读图书最大的收益，来自于获取知识后，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话，获得品质的改转和提升，由此，油然而生一种无限的满足感。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我们，我们在每本图书的书脊上部47mm处，全部用红色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小红帽”上标注“湛庐文化”字样，小红帽下方标注所属图书品牌名称。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关注阅读体验

        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字体、字号和行距，是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符合读者阅读感受。每页设计的字数可以在阅读疲劳周期的低谷到来之前，使读者稍作停顿，减轻读者的阅读疲劳，舒适的阅读感觉油然而生。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给您更好的阅读体验，代表着我们“十年磨一剑”的专注精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事业与生活中的伙伴，帮助您成就事业，拥有更为美好的生活。

[①] 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漩涡怪，是海王波塞冬与大地女神该亚之女。传说卡律布狄斯因偷宰了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牛羊，被宙斯扔进墨西拿海峡(Messina),后被囚于意大利半岛南端。因为积愤难平，她每日三次吞吐海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将经过的船只统统吞噬。——译者注

[②] 这里的“钩子”是借用了著名童话《小飞侠》中的反面人物“铁钩船长”的外型所作的比喻。“铁钩船长”断了一只手后接上了一个铁钩作为义肢，所以作者在这里就用“钩子”替代海盗的手，以体现出经济学中常说的“看不见的手”的类似含义。——译者注

[③]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国富论》。——译者注

[④]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于1494年6月7日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签订的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译者注

[⑤] “呦嗬！呦嗬！我那大赚特赚的生涯”(Yo Ho，Yo Ho, a Lucrative Life for Me)这个标题是从迪斯尼公园的加勒比海盗主题馆中的主题曲演化而来，此曲的名字就叫“呦嗬！呦嗬！我那海盗生涯"(Yo Ho A Pirate’s Life for Me)。—译者注

[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因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法国的波旁王室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争夺西班牙王位，而引发的一场欧洲大部分国家参与的大战。——译者注

[⑦]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他在1651年所著的《利维坦》莫定了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根基。虽然霍布斯最知名的是其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他也有许多其他主题的著作，包括历史、几何学、伦理学。除此之外，霍布斯认为人类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自私的，这也成为哲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译者注

[⑧] Leviathan一词本身有“庞然大物”之意。一一译者注

[⑨] 1码=0.9144米。一一译者注

[⑩] 杰克·斯派罗，迪斯尼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经典角色，是电影中“黑珍珠号”海盗船的船长。——译者注

        The Invisible Hook: the hidden economics of pirates by Peter T. Leeson.

        ISBN 978-0-691-13747-6

        Copyright © 2009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eer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授权万卷出版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那只看不见的钩子

第一章 投票给“黑胡子”：海盗民主背后的经济学

第1堂课 卑劣的动机和“光明”的结果

第二章 无法无天：“海盗章程”背后的经济学

第2堂课 把你的乌托邦留在马达加斯加

第三章 诡诈的骷髅旗：黑色骷髅旗背后的经济学

第3堂课 你可以打我，但不可以控制我的船员

第四章 罪恶之德：海盗酷刑背后的经济学

第4堂课 你就是恐怖的化身

第五章 要么加入海盗，要么去死——海盗征募制度背后的经济学

第5堂课 “压迫”只是一幕幕苦情戏

第六章 我们不把黑人海盗当奴隶——海盗宽容性背后的经济学

第6堂课 开放的心态就是一个装满财富的柜子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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